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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不畏强暴、奋勇斗争的传统和排除万难、视死如归的气概，“取义成仁”的价值取向铸就“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风骨品质。孟子以鱼与熊掌来比喻“生”与“义”，指出“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推崇强化自身修炼，适应艰苦斗争。宋代岳飞“还我河山”的豪言，鼓舞着英勇将士抵御外敌、血洒沙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激励过无数爱国志士为国捐躯。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历经苦难辉煌的真实写照。

新火平台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一百多年来，正是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动摇，我们党才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始终把握正确方向，使全党有了“共同语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有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得以战胜前进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中，首要的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信仰信念，并根据发展着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诚、民本的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深刻启迪。《吕氏春秋》有言：“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民本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尚书》中有“民惟邦本”之说，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论，荀子有“民水君舟”之喻，黄宗羲有“民主君客”之言，等等。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中国传统理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倡导对党忠诚的大德，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福人民的大爱。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先贤志士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懈努力。春秋战国时期，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发出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呼声。诸子百家围绕“知”和“道”展开了论争，“知”是人对事物的认识，体现了理性探索、求真意识和知行合一；“道”是人对规律的把握，体现了天人合一、有无相生和守正创新。中国古代思想家推崇“格物致知”，力求探寻事物原理。《礼记》中阐释了“礼运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认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之间民皆同胞，万物皆是同类，故要用仁爱包容的态度对待世间人与物。古代思想家阐述的许多哲理，成为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人文滋养和理念元素。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他提出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科学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伟大建党精神既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思想和精神风貌，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红色养分。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把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推崇“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的理念，崇尚挺身而出、不避斧钺的担当精神。如孟子主张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表达了先贤志士的共同心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既是空间层面上对世界的描述，也是伦理层面上对国家的概括，它推崇的是天下一家、家国同构、民邦共生，倡导的是海纳百川、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把救亡图存、救国救民的意愿升华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感和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