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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珍视这些古典遗产中的共同元素，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我们面对未来挑战时的重要指引。通过强调这些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前行。

因此，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了解古典学显得尤为重要。它能为我们提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因立场差异而产生的其他很多问题的方案。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我敢断言，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所面临的挑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似的，两种思想都试图分析人类和人类思想在社会中的定位，建立一种哲学态度，以帮助人们跨越代沟，尊重传统，并在传统的基础上为类似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中希联合举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对于促进东西方之间的理解、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推动双方为构建更加和谐美好的世界而携手合作，具有促进作用。只有当我们真正跨越知识的鸿沟，深入探索并尊重彼此的文化遗产时，东西方才能真正实现心灵的契合与智慧的交融。(完)

其实不难发现，尽管东西方古典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讨人类本质、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思考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对人类痛苦的深刻洞察上，更体现在探索人们如何克服痛苦、寻求智慧上。

诚然，古典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不仅记录了历史，更蕴含深刻的哲理与道德启示，还跨越时空界限，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人生经验和处世哲学。从古典哲学和文学中，我们可以汲取丰富的营养与智慧。这些经典之作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还让我们学会如何以更加宽容、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和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

东西方的古典思想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人们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它们鼓励人们尊重又不拘泥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往往难以达成相互理解，原因之一正是，双方对彼此过去与现在的知识、历史与哲学思想，以及经典思想的了解存在不足。

我认为，这种成熟与智慧正是希腊人与中国人所具备的宝贵品质，在面对经济、政治或军事危机时，我们需要这样的成熟与平和来寻找解决方案。

更为惊人的是，当我们追溯历史，会发现古希腊人秉持的“至善”“美德”与古代中国人所秉持“仁爱”“礼仪”等价值观和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这也证明了人类在追求更高尚的道德、更和谐的社会以及更美好的世界方面，始终保持一致。

我坚信，只要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彼此的社会、历史及哲学，就会意识到东西方古典学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本质是相似的。我们拥有共同的过去，也完全有能力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未来。在此过程中，相互理解和尊重将成为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可以借助古典学，将过去的知识与道德成就，融入并转化到现代社会中。这样，我们就能运用古典时期的知识与成就，去启迪更多人，丰富我们看待当下与未来的视角。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在我看来，东西方古典学在道德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显著。当我们深入探究东方的伦理与西方的价值观时，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精神共通之处。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我认为，古希腊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源于我们懂得尊重并融合各种思想和文化元素。

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典哲学，均是世界文明根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过去，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在我看来，人类社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大同小异。人类面对相似的问题，也拥有同样的情感和感受。从古希腊经典和东方经典中都可以寻到线索和脉络，比如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思想等，都展现了人类所经历的情感与感受。这些思想不仅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更是塑造完善人格、构建美好社会的起点。

此外，希腊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展现出一种跨越时代的生命力与对话精神。从柏拉图的教诲到新柏拉图主义，再到如今持续探讨，希腊哲学从未停歇，始终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充满危机与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更需要哲学家们的智慧与引导，他们能够以更成熟、更平和的态度审视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这是我们可以为世界作出的贡献，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宝威体育下载网站最新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6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希腊雅典大学古典学系主任、教授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Amfilochios Papathomas)受邀参会。他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尽管东西方古典学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进程截然不同，但在探讨人类本质、生存状态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思考上，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安菲洛齐奥斯·帕帕托马斯(Amphilochios Papathomas)，希腊雅典大学教授，曾在萨尔茨堡大学、维也纳大学、塞浦路斯大学、布拉迪斯拉发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弗莱堡大学任教。目前担任希腊人文学会秘书长和希腊纸草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希腊史学、阿提卡戏剧、阿提卡演说、希腊和拉丁纸草学、希腊古文字学、古代晚期希腊文学等。代表作品包括：《古代晚期的35封希腊纸莎草信件》《希腊文献纸、莎草纸和碑文中的塞浦路斯及塞浦路斯人》等。

希腊与中国都孕育了众多哲学流派与思想。希腊哲学中，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及毕达哥拉斯学派等，各自独树一帜，却又在道德追求上殊途同归。

文艺复兴期间的欧洲，经历了古典学研究的复兴。在这期间，西方文明的古典学研究助力欧洲摆脱了中世纪的桎梏，构建了一个全新且现代的人文社会。我认为，这也是当代人文经典研究的任务与目标。

希腊与中国哲学共同关注如何塑造更完美的道德个体，以及这样的个体如何携手共创美好世界。只有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技术、发现与成就才能随之而来，我们作为社会成员也将因此受益。这一共同的哲学元素，正是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哲学家提出相似解决方案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