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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庄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倩娟代表生活的甘肃陇南徽县，常住人口18.92万人，城镇人口有8.5万人。农民工在县城安家，除了能够享受子女就近入学的福利外，还能享受就业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帮扶、公益岗位安置等服务政策，大家进城落户的积极性较高。

过去，大城市吸引农民工的优势之一在于更多的就业机会。如今，随着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小小的县城也蕴含着大大的希望，县域经济的发展，让大家看到了更多发展的可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委员建议，在技能提升上，应将新职业开发、实务培训、岗位见习等机会，直接向所有就业群体无差别开放，推动低技能劳动者与新就业形态发展有机契合，为其保持再次择业能力提供助力。

cq9跳起来7个球多少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发展县域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对此，代表委员建言如何让县城成为农民工更加温暖的“家”。

“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梁倩娟代表认为，更好地发挥短视频直播生态吸纳规模化就业的作用，可以为普通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应该鼓励短视频和直播生态吸纳规模化就业。

河南省上蔡县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代表也观察到了农民工就业的新变化。现在80后、90后、00后成为外出务工主体，但是他们择业不会选择电子厂、建筑工地类的工作，居家就近就业人群逐年增多，部分市县里有主导产业工业园、乡镇有乡村振兴产业园、村庄有小型特色加工园，部分原本外出务工的人员守着家也能实现就业。

实际上，截至目前，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19个城市群已承载全国75%以上的人口，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与此同时，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培育，大、中、小城市发展更加协调。

四川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娟代表则建议，允许没有养老保险的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办理保险，属地政府根据自身财力给予一定补助；对于投保不满15年有补缴意愿的农民工，给予政策上补缴的便利；将丧失劳动能力、无人照料的第一代农民工纳入社会常态救助范畴。

2013年，在广东打工的梁倩娟代表辞职回到家乡，投身电商创业，次年创办了自己的网店“陇上庄园”。梁倩娟代表将家乡的橄榄油、核桃等农特产品卖到全国，帮助当地300多农户增收致富。在她的带领下，当地不少人返乡创业。当地政府因势利导，着力培育电商产业。目前，徽县各类电商主体已达1592家，仅2023年一年销售额就超6亿元。

长期在基层工作，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河滨街道党工委书记袁姝代表对农民工进城安家的需求有着真切的感受。她认为，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在支持进城农民工就业创业方面，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培育的农民工就业创业主体“扶上马，送一程”，制定一系列实实在在帮扶措施。比如，在县区级相关职能部门开办为创业者办证、开户提供一站式服务；量身定制多项帮扶政策，为创业者提供小额资金贷款信用担保。针对农民工的急难愁盼和子女入学等问题，各级政府要强化与教育部门的配合和数据联动，用数据手段解决他们子女上学的后顾之忧，为其营造安居乐业的创业环境。

高华瑞代表身边的同事选择在南京周边区县买房的一个现实原因是，南京的生活成本更高。相比南京两三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周边区县的房价约为三分之一左右。大家的平均收入大概一个月四五千元，县城是一个更加可行的选择。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康养事业营销部课长刘廷代表表示，相比大城市，以县城为代表的中小城市子女教育、养老成本更低，因而成为吸引农民工安家落户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华瑞代表所在的南京快易洁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在商务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注册的员工有306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这两年，同事们在城里买房落户的多了起来，他们安家的地方更多的是在江苏南京周边的区县。

即使是大家眼中“高薪”的快递员，能够在大城市买房安家的人也少之又少。从2014年就开始在快递行业工作的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分部经理汪勇代表告诉记者，快递员流失率高是行业一直以来的痛点，快递员劳动强度大，“不少人都是干一段时间就离开了。”汪勇代表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增强城镇特别是县城的产业、人口承载能力，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除了房价和“下一站”的不确定性，子女教育也是大家选择“安家地”的一个重要考量。目前，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这意味着，在县城安家落户，子女就可以享受市民同等的教育资源。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代表认为，要加快构建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其住房问题。在由个人外出务工模式转变为家庭整体迁移模式的背景下，由于住房仍与医疗、教育等城市公共服务相联系，住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也将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子女劳动技能的提升等，有利于劳动力质量和劳动效率的提升，也能从另一方面破解“用工荒”和“招工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