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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那斯(巴黎艺术活动中心)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常书鸿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这样写道。

1944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他带领工作人员植树筑墙、清理积沙、加固崖壁、修建栈道，清理被沙土掩埋的洞窟并逐一测绘编号，由此开创了对莫高窟系统性的保护工作。

万赢体育游戏官方网站中新网杭州9月29日电(曹丹) “父亲的作品代表了他的精神和他艺术生涯中的重大抉择。”29日，常书鸿之子常嘉煌在浙江杭州说，1943年，常书鸿辗转抵达敦煌，“从此，父亲从世界和中国画中消失了，成为敦煌的守护者”。

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始，陆续有画家前往莫高窟临摹壁画，以期从中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与突破。作为一个有着活跃创作思想的画家，常书鸿亦带着寻找灵感之源的朝圣心情奔赴敦煌，但迫切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使他在对待敦煌壁画的临摹问题上，有了不同的态度。

当日，“大漠飞鸿——常书鸿诞辰120周年纪念展”在浙江西湖美术馆开幕，共计展出常书鸿的油画、敦煌壁画临摹和重彩中国画等84件作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

在肩负起守护敦煌历史使命的同时，常书鸿特别重视敦煌艺术对民族艺术的重要意义，提出选拔全国美术院校的学生来敦煌学习研究，以繁荣现代人物画创作的设想。1950年以后，常书鸿迎接了一批批美术院校前来学习、临摹的学子，并从中欣慰地看到“中国艺术家成长的希望”。

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1927年，23岁的他赴法国学习油画，是中国早期油画艺术的拓荒者之一，旅法时期的作品屡获大奖。五件油画作品分别被巴黎近代美术馆、蓬皮杜艺术中心、里昂市立美术馆等收藏。

从此，常书鸿以牺牲自己的艺术创作为代价，带领工作人员系统性、分专题地临摹壁画，举办展览，并借此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

常书鸿曾说：“敦煌艺术是中国传统艺术受外国文化影响后诞生的一种新艺术。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新型中国画会诞生，那或许是敦煌画派的复活。到那时，我四十余年来一直期待敦煌画派产生的梦想便成为现实，我就心满意足了。”(完)

常书鸿指出，保护工作不能采风式地“以主观作风为片段之表现”，强调要“以忠诚的态度，作比较详尽、充实、有系统之临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