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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夫妇双方的婚姻质量作为一种“爱情”，对提高生育意愿有显著作用，更高的婚姻质量也有利于家庭实施多孩生育的行为。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在城镇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中表现出更大影响。这证实了“生育是爱情的结晶”，也说明生育有助于婚姻家庭生活的丰富，是个人人生的丰富，此过程会帮助个体充分成长，这样的想法能够超越一些狭隘的女性主义对生育的排斥。在一定意义上，女性生育也是一种个体的充分发展，社会发展可能需要一种“完整的女性主义”，生育本身是女性作为多元主体性的表现。

人类总是会通过一些虚拟的故事和话语来支持自身的进步，正如通过“多子多福”来支持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一样，人类会通过一些新的“文化”来支持物种的延续和发展，不管是用爱、创造还是永恒，人类总是会通过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文化建设来使社会生活得到发展，并支持人类社会的延续。担心人类物种会因过低的生育而灭亡，这种想法对于当前在地球生命系统仍处于顶端的人类来说，可能是多虑了。

生育文化表现为“观念上的建设”，更根本的决定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从社会进步主义的视野来看，实现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持续地增进人类的民生福祉，使家庭生活的压力得到减轻，才会使人们变得“想生”，才会实现生育意愿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看，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只有通过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才能实现。

这样的以爱的情感、以生命的价值、以人本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依托的生育文化建设，会带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生育意愿的调整和改变。这样的生育文化建设，才是符合现代性演变的生育文化变化。现代社会发展会不断改变生育文化和孩子的价值，重新塑造人们的生育意愿，这样才能使人口生育率脱离“低生育率陷阱”，得以构造现代性之后的人类社会生育形态。

“不想生”，即人们期望的生育数量低于更替水平（2.1），是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和“低生育率陷阱”的根本原因。作为观念意识的生育意愿内嵌在社会经济体系中，是由结构化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我们应该看到，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观念本身是条件性的和可变的。

人们的婚育观念受到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状况和个体社会化过程影响，也会基于对未来经济社会生活的认识、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未来想象而发生变化。正如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相对收入假说认为，在世代之间经济收入的改善会增加生育，当年轻夫妇经济状况不如父辈的情况下会减少生育，因为在经济衰退中，人们担心其子女生活水平相对于自身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便会降低其生育意愿。对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信心具有提振人口生育意愿的作用。

生育文化自然内生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生活和制度结构之中，而生育文化建设也有其独立的作用。生育文化建设需要从“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少生的文化”，转变为重视和强调生命的价值和孩子的价值，这有利于生育意愿的提高。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成本也相对较低，子女较早地从事经济活动，成为家庭的劳动力，子女也承担着家庭中养老保障的责任，这使得多生育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是有收益的，因此人们的生育动机相对较强。社会也通过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生育文化来支持生育制度。女性的生育责任被构造成为文化规范，一个没有孩子或者不生男孩的女性往往遇到较大的社会压力，这共同支持了传统社会的高生育意愿。

当然，生育文化的建设不能脱离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土壤而被凭空塑造。如果作为人类的生物聚落没有充分发展出更大的对于人的需求，没有创造出可观的值得憧憬的未来社会形态，单纯强调生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还相信进化的力量，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将会从低生育率中脱离出来应该有一定的信心。

冰果游戏平台2022年，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靴子终于落下。在生育率长期走低的大背景下，此走势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应对已更为吃紧。低生育是个千千结，但务必要解，它关乎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希望，也系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能。基于此，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构建生育友好”专栏，特邀人口领域的知名研究者就生育话题发表观点，抽丝剥茧，共同求解。

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了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生育成本和孩子的影子价格提高了，人们对培养“高质量的孩子”的需求增加了，相应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女性就业使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使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减弱，生育的价值相应减少。

同样道理，人们对于良好的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增进的信心也会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因此包括托育托幼、养老事业、社会保障等民生福利建设的进步，增加对家庭生活和发展能力的支持，会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的幸福，并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换言之，如果有更稳定、充分的经济繁荣，合理的经济生产方式，及良好的社会生活，将会使人们更加“想生”，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

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可供选择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所以人们购买“孩子”这种耐用消费品的偏好减小了。现代化带来人们社会生活发生变化，家庭日益小型化、性别偏好发生变化。个人主义的发展，独立精神的提高，社会平等和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等因素都带来生育意愿的下降。到目前为止，我们观察到的社会变迁，总体上都带动生育意愿的不断降低。这使生育更少数量的孩子构成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常态和生育文化。

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仍然会继续带来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观点，基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强化，人口的生育率继续下降。而且在低生育率社会中的低生育意愿具有持续的影响，人们在较小规模家庭中的社会化经历进一步固化人们的意识，低生育意愿出现代际的传递，形成低生育意愿的社会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通过生育文化建设来带动现代社会中的生育意愿的恢复，并不是向传统社会“多子多福”的复归，也不是向“养儿防老”传统家庭伦理的复归，而是要让人们更多地感受到孩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孩子的价值主要是经济的价值，那么在现代社会中孩子的价值更主要是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创新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生命是值得珍贵的，是无价的，重视生命价值会提高对孩子的珍视。在这个意义上，生育具有创造生命的含义，因此是神圣的，孩子也促进了个人生命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生育意愿对生育水平具有决定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当前对我国人口期望生育数量较高的估计也就是在1.8左右，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当前生育意愿的基本框架下，我国将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孩子的价值并不主要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障，更多是提供情感的关怀和慰藉，从而在个人主义的现代世界中提供最基础的情感联系和社会支持。这种以生命和情感为基础、而不是以经济成本-收益为基础的生育文化，才有利于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人口的生育动机。

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关于“为什么要生育”的生育动机在削弱。人们变得并不想生育了，甚至于人们恋爱和结婚的意愿也在下降。这种情况下，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口发展的长期动态，实现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生育文化的变化。需要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发现孩子的价值，使人们的生育期望有所恢复，才会带动生育水平的恢复和提高。

生育意愿是在具体的经济生产方式、社会生活形态的基础上，及与此相适应形成的文化观念、制度安排和技术条件下的人们对生育的态度和偏好。在传统社会中，较高的生育意愿与较高的人口死亡率、特别是较高的围产期和婴幼儿死亡率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