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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和力量结构。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调整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强化党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整体移交武警黄金、森林、水电部队至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并改编为非现役专业队伍，不再将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列武警部队序列并全部退出现役，组建海警总队。通过调整改革，武警部队职能更加聚焦，领导指挥体制和力量体系得到优化。

这是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的战略抓手。科学摆布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的重大课题。当前，世界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国家战略竞争力、社会生产力、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关联更为紧密，特别是太空、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技术同源、产业同根、路径同步，为提升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提供了重要机遇。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需要以更加有力的制度安排和保障，促进国防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深化跨军地改革，就是要持续调整相关体制、优化工作机制，加强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推进各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战略布局一体融合、战略资源一体整合、战略力量一体运用。

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是改革的鲜明特征，也是改革的重要经验。深化跨军地改革，就是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向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发力。推进每一项改革任务，都应当找准制约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问题根源和关键，扭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体制上有弊端的破旧立新，机制上有短板的固强补短，政策上有障碍的打通堵点，利益上有壁垒的聚力突破，切实增强改革的针对性实效性。

调整国防动员体制和空中交通管理体制。实施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科学配置党政军系统国防动员职能，优化重组国家和省、市、县四级国防动员委员会，调整设立相关办事机构，建立国防动员指挥运用军地协调机制，形成在党领导下军地各司其职、密切协同的国防动员新格局。实施空管体制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成立相关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加快优化国家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此外，还实施预备役部队调整改革，在军队保障社会化、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取得扎实成效。

优化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和布局。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是提升新质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整体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显著提升，但基础还不够厚实，研发生产、持续供给、自主可控、平战转换等能力同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还不相适应。应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完善建设管理运行机制，改进武器装备采购制度，畅通从作战需求生成到武器装备供给的链路，构建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进一步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健全竞争择优、正向激励机制，加强军工核心能力建设，构建健壮强韧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这是推动国防和军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主席指出，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把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处在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需要坚持全局统筹、系统抓建、体系治理，协调推进各领域治理、全链路治理、各层级治理、跨军地治理，以高水平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军事治理是我们党治军理念和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改革是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重要推动力。深化跨军地改革，就是要贯彻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完善相关组织体系和运行制度，理顺关系、厘清职能、畅通链路，加强跨军地、跨领域统筹，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提高跨军地治理能力，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

《决定》对深化跨军地改革作出明确部署，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改革任务，需要各级准确理解把握、全面贯彻落实，尤其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重大举措。

完善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领导管理体系。着眼形成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构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领导管理体制，重塑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发展。构建国防发展领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加强党中央对国防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国防建设。

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重塑军队资产管理秩序。着眼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本色，促进部队聚焦备战打仗主业，全面停止军队各级机关、部队及所属事业单位开展的有偿服务活动，军队不从事经营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取得显著政治效应、军事效应和经济社会效应。创新军队资产管理模式，探索走开军队资产集中统管、军地资产置换路子，推动军队资产资源集约化利用、市场化运营、专业化发展。

改革永远在路上。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面对复杂斗争形势和激烈军事竞争，需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意志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完善人民军队领导管理体制机制、联合作战体系，深化跨军地改革，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对深化跨军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健全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工作机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应对复杂安全威胁、赢得国家发展优势的战略之举。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取得重大进展，体制、机制、政策全面重塑，重点区域、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协调发展迈出扎实步伐。下一步，重点是优化相关工作机制，提高跨军地统筹协调水平。完善涉军决策议事协调体制机制，健全国防建设军事需求提报和军地对接机制，完善军地标准化工作统筹机制，促进国家综合实力快速高效转化为先进战斗力。

坚持军地联动。跨军地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硬骨头会越多，越需要军地各方面担起应尽的责任，齐心协力攻克改革堵点、难点。各相关部门和单位应强化大局观念，善于算大账、总账、长远账，做到局部服从全局、要素服从体系。加强军地协商对接，主责单位主动作为，参与单位积极配合，按照职责分工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最大限度凝聚深化跨军地改革的智慧和力量。

坚持体系推进。跨军地改革牵涉军地多个方面，关联发展和安全诸多因素，需要强化统筹兼顾，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应当统筹抓好各项改革的研究论证、方案制定、组织实施，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效，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推进跨军地改革既要把握自身的特殊性，还要考虑与其他改革的关联性，确保跨军地改革与其他改革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坚持积极稳妥。一些跨军地重大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既积极主动又扎实稳健，稳妥审慎地推动落实。注重先立后破，战略上勇于进取，战术上稳扎稳打，掌握好改革节奏，控制住改革风险。有的改革触及复杂利益关系，既要强化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勇于突破不适宜的利益格局，又要讲求方法策略，妥善处理改革中遇到的矛盾问题。

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的战略任务和重要目标。经过这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国防领域一些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问题得到有力破解，为国防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和强国强军实践发展，国防建设遇到不少新情况，一些矛盾问题逐步显现，主要集中在军地交叉部位、衔接关口和协调环节。《决定》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领域改革作为整体来谋划和推进，把深化跨军地改革作为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使国防建设相关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同国家治理相适应、相协调。

构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着眼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建立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县级以上成立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机构和行政机构，建成从国家到村(社区)六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制定安置就业、优抚褒扬、服务保障等方面配套政策，形成纵向联动、横向协同、全国一盘棋的退役军人工作格局。

习主席指出，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跨军地改革涵盖领域广、涉及部门多，必须加强政治引领和组织领导，以钉钉子精神抓改革落实。

优化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根据国家安全环境的发展变化，我国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为主管理、上世纪70年代军地分工管理、80年代在中央边防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下军地分工协作等阶段，1991年设立国家边防委员会，2005年更名为国家边海防委员会。这一体制沿用至今，在有力维护国家边海防安全的同时，也面临边海防工作组织体系不够完备、军地事权不够明晰、法规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下一步，重在加强党中央对边海防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边海防领导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机制，提升强边固防综合能力，为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防提供有力保障。

921212正版四不像网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深化跨军地改革。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着眼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开创改革强军新局面的重大举措。各方面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的战略考量，把握深化跨军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实践要求，高标准完成各项改革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领导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党中央把跨军地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加强顶层设计、跨域统筹、协调推进，取得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