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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认为，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只是打开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大门，如何让他们在城市实现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显然是更重要的内容，为进城落户人员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生活环境，才能确保他们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人。

2019年，在女儿出生半年后，宋林燕和丈夫从辽宁省铁岭市铁岭县一同前往沈阳一家餐馆工作。“刚结婚时还欠着5万元外债，想着赚几年钱就回家翻新婚房，没想过在城里落户。”据宋林燕回忆，当时落户沈阳需要考察是否购房、社保年限、学历水平或积分数额等条件，但自己和丈夫均很难达到这些要求。

人员流动容易，实际身份转变还有一道心里的“关”。许多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甚至已经买房定居的农村户籍人口，对回村养老仍然有所期盼。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进城落户越来越便捷的趋势下，社保个人账户（包括医疗账户、养老账户以及生育、工伤、失业等）迁转所带来的惠民之处，是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吸引力最直观的感受。2023年，张宇回到老家浙江东阳为受伤的眼睛做手术，用医保挂号并实现异地就诊，“没有复杂的申请，也没有报材料，报销费用直接结算到账户”。

除沈阳外，武汉、杭州、南京、佛山、合肥等多地也在近期放宽落户政策，吸引更多新市民定居落户。《工人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落户新规为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增添了安居城市的信心，但户籍迁移后的社保迁移、公共资源配置、“人地钱”挂钩等，是他们期待进一步统筹的关键内容。

以沈阳为例，记者了解到，除户籍要求外，拥有所属学区的房产是进入重点小学就读的重要依据之一。家长需提供房产证或购房合同等证明材料，证明孩子及其监护人在该区域有稳定住所。而对于原本非沈阳本地户籍的家庭，可选择的学校相对有限，尤其在学位紧张的学区，子女通过租房落户入学并不容易实现。

“户籍制度渐进改革过程中，还需要把握好细节。”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把外来人口全部变成城市户籍人口，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需要确保落户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释放出政策效果，社保缴纳年限累计、医保迁移等如何渐进还要细化讨论。

对落户新规同样心动的，还有在沈阳中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当焊工的迟添奇。自2007年从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来沈阳后，迟添奇始终是租房居住，成家后也是如此。“租房就可落户，近亲属随迁也可落户，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逐步放开的落户规定让这个已经在沈阳生活十多年的外来工，开始认真考虑办理户口迁移。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和张宇最初的想法相似：“不太情愿把新农合转为城镇职工医保，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务工地不看病，回老家看病又用不了。”当享受到异地就医报销难度大大降低后，来沈阳工作5年的张宇安心了不少，打算今年把全家的户口迁到沈阳，落户城市。他说：“以后人、户口、账号合一，少了许多折腾和麻烦。”

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李慧在访谈中表示，当前我国一些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下一步要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补齐城镇建设中的短板弱项，提高潜力地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

B体育“来沈阳务工5年多，这是对户口迁移最心动的一次！”5月初，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沈阳市进一步促进外来人口落户若干政策措施》，在沈租赁房屋、务工、就学即可落户。了解到最新政策规定后，在沈阳务工的27岁的宋林燕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意味着5岁的女儿明年上小学就有了更多择校范围。

“有时候不落户，不是因为城里不好，而是村里有东西不愿割舍。”胡俊才（化名）曾在沈阳、大连、本溪、鞍山多地的建筑工地务工，一直坚持在老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坦言，等“人地钱”挂钩政策更加完善，才会进一步考虑“人”和“户”都进城。

跨省户口迁移、电子证照互认、临时身份证申领……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渠道。据公安部发布数据，2019年以来，已有5000万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2023年底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8.3%。

随着女儿越来越大，宋林燕希望留下来的想法愈发强烈。她向记者介绍说：“主要是城里的幼儿园更好，公共医疗资源也丰富，女儿的疫苗在社区就近接种十分方便。”

期待租房落户的同时，宋林燕对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充满疑问：房主不同意落户怎么办？租赁不稳定的情况下，住址频繁更换，孩子上学怎么办？多名外来务工人员也表示，即使城市陆续官宣“租房可落户”，拿到户口却并非意味着一劳永逸，能否实现“租售同权”是他们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