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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马拉松赛事佟丽华是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1999年创办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家法律专业背景的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2022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推出24小时法律帮助热线，为权益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危险的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帮助。二十余年来，佟丽华始终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佟丽华担任了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工作顾问、专家建议稿起草人，见证了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改革发展的过程，也办理了一些实际案件。佟丽华认为，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正在趋于完善，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到来。“通过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侵犯未成年人案件高发、频发，女童保护任务仍然艰巨。”佟丽华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犯罪方式在悄然滋生，女童保护面临的挑战依然是严峻的。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佟丽华的对话：网络性侵高发新京报：当前侵害女童的案件，呈现什么新特征?佟丽华：最新的情况其实很复杂。近几年，大家能从数据发现，有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在增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消息，2023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性侵未成年人案件1.7万人，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3.5%。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数据增加的局面?一方面，近几年来司法改革的成效在显现，比如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这是近几年国家大力推动的一项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确实有老师、医生，甚至是村委会等相关人员，发现了女孩的异常以后，及时向司法机关进行报告，并保留相关证据，让案件得以被发现。另外，随着整个社会普法力度的加大，父母亲属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识也在增强，亲属报案的情况也在增加，这都会使一些案件更容易进入司法机关的视野。另外一方面，未成年人受到性侵的案件在呈现一种新的、更加复杂的局面，比如现在整体来看，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比例增大，比如说通过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案件明显增加。2023年6月1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官微发文定义：隔空猥亵是指行为人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打着“个性交友”“招募童星”等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的违法犯罪行为。此类案件的受害人可能广泛分散在全国各地，人数多达几十人，而且往往还会和线下结合，比如线上“隔空猥亵”线下威逼强奸的王小山、孙保昌等，最终被依法判处死刑的案例。此外，在案件的受理过程中，依然有些基层办案人员不够专业，比如有的明确提出受害人必须由监护人陪同报案，有的明确提出被害人必须到场报案，有的明确提出相关的证据不足，这些做法其实对被害人及其家长来说，都是一种程序上的阻碍，导致有些报案人望而却步。有些性侵案件，可能本身就是监护人涉案，有些性侵案件中，由于被害人的年纪尚小，可能只有监护人能去报案。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佟丽华：我认为出现上述问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网络虚拟空间便于一些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且更具隐蔽性，难以及时发现。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广新京报：网络性侵、隔空猥亵和以往的案件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佟丽华：2022年10月，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报告指出，近五年来，未成年人被侵害犯罪持续上升，其中“隔空猥亵”侵犯未成年人案件高发、频发，未成年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网络猎物”。区别于传统的身体接触方式，“隔空猥亵”具有隐蔽性更强、危害更广的特点。虽然(实施犯罪者)没有直接与被害儿童进行身体接触，但利用网络强迫14岁以下未成年人发送隐私部位的照片、视频、裸聊甚至发送侮辱淫秽的语言，都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侵害，与实际接触儿童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新京报：这类案件因其隐蔽性更强，对调查取证带来什么困难?佟丽华：第一，这类案件更难防。因为孩子在线上到底和哪些人进行交流，以什么样的方式交往，父母或家庭成员很难发现，这就导致这类案件更难案发;第二，从有些父母的角度来说，即使未成年人遭受隔空猥亵的事情被他们知晓，最终也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不愿意报案，这就导致更难案发，即使案发了，由于已经错过第一时间，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也可能遇到困难，而未成年人遭受的伤害也可能更多;第三，这类案件往往受害人遍布各地，在有的案件当中，可能一个犯罪分子侵害的未成年人涉及几十人，这几十人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到各地去找到这些人来调查取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司法机关来说，办案成本和难度明显增加。总的来说，通过网络对女童实施侵害的案件更难发现，更难案发，调查取证也更加困难。保护工作应顺应时代新京报：在数字时代，如何做好女童的保护工作?佟丽华：我们的女童保护工作应该顺应时代。我们不仅要关注线下物理空间的权益保护，也要更加关注线上虚拟空间里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当前，如何净化线上虚拟空间，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线上虚拟世界，是各国国家治理当中的一个难题，需要司法机关、政府和平台企业等各方来解决。在传统的线下空间，更多还是政府和司法机关在开展治理工作，但是在数字时代，虚拟空间的日常治理工作其实是由平台企业在负责，如何建设一个清朗、健康的线上虚拟空间，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平台企业需要承担起责任。新京报：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佟丽华：过去这些年来，国家在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政策改革方面，比如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少年审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国家也不断完善司法政策，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罪的打击力度，包括在网络保护方面，2021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加了网络保护专章，相关制度也不断在完善。但是当下我们非常缺乏一个针对孩子咨询服务的平台，不能专业、有效、及时地提供服务。有时候孩子们在线上接触到一些不良信息，甚至是性引诱，也可能在线下受到伤害，并不愿意把相关的情况和父母老师讲，这就可能导致侵害继续发生，并且有遭受更大伤害的风险，犯罪分子也会逍遥法外，去伤害更多的人。这时候需要一个可信赖的第三方平台，对遭受侵害的女童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告诉她这个行为的性质，以及下一步她自己应该注意的问题。现在国内相关的热线不少，但是很多热线服务人员并不专业，孩子们并不一定愿意去拨打这些热线寻求帮助，有时候这些热线提供的服务也并不一定能够切实解决问题，未来我们应该去破解这个难题。要及时发现案件，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我们依然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对父母、对学校等各方的教育沟通，提升大家防性侵的意识和能力。网络平台也应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加强自身监管，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网络空间安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新京报：女童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佟丽华：我认为未来面临的形势会更加复杂，人类社会快速进入数字时代，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未成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新的犯罪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我们专业的力量不能有效跟上，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更加困难。新京报记者 汪畅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