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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名贵的鱼，往往养殖难度也很大。以三文鱼为例，目前“深蓝1号”“海上粮仓壹号”养殖的三文鱼，苗种仍依赖于进口。三文鱼的养殖目前采用“陆海接力”模式，鱼种先在淡水繁育生长，经过盐化后，再送往海水中生长。一条三文鱼，从幼苗成长到能上市，大约要三年。但“在海上养殖的时间多一天，风险都呈指数级增长”，郭根喜提到。正因如此，一些专家建议，不能一味追求“名特优贵”的鱼品，而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关长涛支持选市场规模较大的鱼，而不只是哪种鱼价格高就选哪种。他解释，理想的品种是价格高、市场大，但现实中两者往往是矛盾的，价格高的鱼，消费市场比较小。为避免深远海养殖新增加的产能对已有市场和价格带来较大冲击，他认为，可以从目前产量前几位的海水鱼品种中选择。此外，养殖企业还可以直接利用现有产业配套条件和较为成熟的产品市场，降低深远海养殖的生产风险。

事实上，并非所有鱼类都适合高密度养殖。董双林提到，以大黄鱼为例，养殖密度越高，更容易出现病害，目前从养殖技术上还不能解决这一难题。郭根喜补充道，在中国香港、挪威等地，当企业申请养殖海域许可时，政府会考虑企业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限制装备的养殖规模和养殖生物承载量，特别是核定的养殖生物承载量不能超过许可上限，旨在保护海洋生态和养殖海域可持续利用，这一点在中国内地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中国深远海养殖尚未像挪威一样，形成主导海水鱼品种。挪威大西洋鲑养殖起步于1970年代，主要分散在近海峡湾，海上养殖场几乎覆盖了挪威的整个西海岸线。在政府引导和鼓励下，经过近半个世纪，挪威三文鱼养殖不断向规模化、集团化发展，形成以萨尔玛、赛马克等十大集团为主的市场格局，并建立从种苗繁育、营养与饲料、成鱼养殖、海上服务到增值产品的完整产业链。在此基础上，近10年来，随着近海水域开发饱和，挪威三文鱼养殖企业开始朝着深远海方向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深蓝1号”的造价达1.1亿元，“国信1号”的造价为4.5亿元。因投入成本高，目前多是一些大型央企、国企，以及少部分民企参与建造和运营深海养殖大型装备。

国内深远海养殖还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在郭根喜看来，现阶段谈论产品如何影响普通人的餐桌，还为时尚早。要实现这一目的，更重要的前提是，深远海养殖能普遍实现收支平衡并盈利，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某一个案例成功，不代表所有项目都能成功”。

更多专家提到，装备造价还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比如深水网箱是否一定是越大越好？网衣破损后，鱼类逃逸，是目前桁架式网箱面临的主要问题。郭根喜认为，桁架类网箱规模越大，造价越高，带来的风险也更大。2018年“Ocean Farm 1”曾发生倾斜，造成约16000条鲑鱼逃跑，2020年又因网衣破损导致鱼类资源损失。2021年，萨尔玛集团暂停该项目，直到2023年4月才再次投入使用。养殖鱼类如果出现携带疾病，也会造成大面积传染，带来巨大损失。

国内沿海多地在探索深远海养殖的不同模式。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中国已建成重力式网箱2万余口、桁架类网箱40个、养殖工船4艘。但与此同时，多位受访专家提醒，国内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还在探索初期，目前正在运行的大型养殖装备多是“1号”项目，意味着运营企业仍在探索如何可持续发展。深远海养殖成本高、风险大，地方需要更科学地评估其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避免一拥而上。

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对深远海养殖进行了明确界定。深远海养殖装备主要包括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等。为区别于近海养殖，鼓励发展养殖水体在1万立方米以上的深远海养殖渔场。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养殖工船原则上布设在离岸10公里以上或低潮水深不小于20米的海域，重力式网箱则要布设在水深不小于15米的海域。

目前，国内企业往往选择养殖经济价值更高的鱼，以抵偿高投资和高养殖成本。关长涛介绍，国内受南北气候影响，不同区域养殖的海水鱼种类有所差异。南海区的深远海养殖装备，主要养殖卵形鲳鲹和军曹鱼，东海区主要养殖大黄鱼，黄渤海区的装备和养殖品种多，暂时未找到非常合适的养殖品种。除此之外，“深蓝1号”、今年1月出坞的山东财金“海上粮仓壹号”网箱，养殖的是近岸海域无法养殖的三文鱼。“国信1号”现阶段主要养殖大黄鱼，国信集团相关负责人曾解释，养殖大黄鱼是综合考虑种质资源、市场接受度、价格等十余项因素后的结果。此外，这一选择还有一定实验意义，大黄鱼是最难养殖的海水鱼之一，“我们决定先从最难的开始突破，来验证养殖工船的可行性”。

相较重力式网箱，桁架类网箱、养殖工船要具备更强的抗风浪能力，能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养殖，因此建造成本远超普通重力式网箱。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关长涛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普通的重力式网箱建造技术相对成熟，小型网箱造价不超过10万元，规模较大的项目建造成本为不超过百万元，相比之下，桁架类深海网箱，要能抗15级乃至17级台风，造价都在千万元级别甚至更高。

关长涛注意到，因桁架类深水网箱造价过高，一些有意愿的民企望而却步。在关长涛看来，“深海网箱是否需要那么粗的钢架？是否都必须要按照抵御15级乃至17级的台风标准设计？在一些正常海域，设计的安全系数应多大，未来行业可以研究和优化装备的设计方案，怎么能既保证安全，又把造价降下来。”郭根喜建议，行业可以总结过去的发展经验，探索出一种通用的深水网箱装备模块，适合在不同海域使用。“就像船舶一样，确定型号后，装备制造业可以制造通用的零件，形成一套生产标准，有助于装备生产成本的降低。”

发展深远海养殖，也事关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2023年8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局负责人曾公开表示，水产品是重要农产品，能够增加食物总量，缓解主粮和畜禽产品供给压力。水产养殖发展的潜力主要在深远海。

此后，国内掀起深远海网箱研发、建造、试验或应用示范热潮。近几年，海南、山东、浙江、福建等地对桁架类网箱和养殖工船给予1000万元至1.5亿元的补助。2018年以来，“德海1号”“澎湖号”“福鲍1号”和“经海系列”等40个桁架类深水网箱开始陆续出现在海面上。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业内需要探讨，如何通过降低装备造价或提高产能，降低深远海养殖成本。就单个网箱而言，一定容积范围内，网箱容积越大，单位容积造价越低，经济效益越好。目前，多数项目仍处在试运行阶段，未能达到设计产能。

中国和挪威的深远海发展路径有所差异。挪威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全球三文鱼第一大主产国，产业链完整且成熟，盈利模式远高于其他国家。“挪威是先有养殖品种(大西洋鲑)和其完整的产业链，再去建造适宜的养殖设施，我们国家目前的深远海养殖大都是先造出养殖设施，再去选品种、找品种，产业链后端市场在哪里并不很清楚。”关长涛说。

从长远来看，深远海养殖项目想要盈利，仍需依靠全产业链的完善。胡振宇提到，即便某一类深海养殖装备的养殖规模增加，这也只是养殖一个环节。如果产业链其他环节的现状不变，饲料、养殖人员等肯定会供不应求。如何将上游育种、饲料、冷链物流、分销、跨境电商等多环节更好整合，仍值得探索。

中国此轮深远海养殖浪潮，是从“深蓝1号”开始的。2017年，挪威三文鱼生产商萨尔玛集团设计的深海半潜式智能网箱“Ocean Farm 1(海洋渔场1号)”，在中国青岛制造完工。受挪威启发，中国自主研发了桁架类智能深水网箱“深蓝1号”，2018年建成，开始在黄海离岸120海里的区域养殖三文鱼。

多年来，人们在市面上见到的大多数人工养殖的海鱼、虾蟹等海鲜，主要在近海养殖。但高密度养殖，造成海水严重富营养化，鱼类病害频发，品质下降，因此，无论国内外，都将水产养殖的目光投向了深远海。水产养殖专家、中国海洋大学原副校长董双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中国是最缺淡水的国家之一，提高中国内陆水产养殖产量的途径受限，近海养殖又接近其承载力极限——养殖面积已占10米等深线以内海域总面积的40%左右。因此，中国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离岸、远海，是大势所趋。

“1000元是怎么来的？假定一个装备每立方米每年能产30公斤的鱼——这已经是很高的单位水体产量，现实中许多装置每立方米只产鱼约15公斤——再假定每公斤鱼捕捞现场卖给流通运营商的价格是50元，这意味着每立方米的产值约为1500元。如果平均利润率是15%~25%，造价超过1000元，就意味着很难运营下去。”郭根喜进一步解释。

专家指出，现阶段国内深远海养殖发展面临的一个矛盾是，装备往往投入巨大，如果养殖价格不高的“大众鱼”，成本和收益便无法成正比；如果养殖高价格的海水鱼，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得起。

在国内，董双林最早提出了利用黄海冷水团养殖三文鱼的设想，他带领团队通过产学研合作，建成了“深蓝1号”。在此之前，董双林联合相关团队曾研发出排水量为3500吨的养殖工船，在黄海冷水团附近养三文鱼，但一算账，养殖成本太高，产品不具有市场竞争力，他们很快放弃了这一模式。董双林介绍，国外已有研究表明，网箱养殖是成本最低的养殖模式，工船的养殖成本很高，国际上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均没有养殖工船在运行。

“深蓝1号”每立方米的造价为2200元，“国信1号”每立方米的造价为5625元。郭根喜指出，目前国内已建成的桁架类深水网箱项目中，只有两个大型桁架类网箱的单位立方水体造价没有超过1000元，分别是广东的“德海系列”和福建的“海峡1号”，后者因网衣破损等原因暂停运营，其余国内的大型桁架类网箱成本都超过2000元，“未来如何长期运营，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海水鱼的养殖基础比较薄弱，整体仍以家庭式分散经营为主，养殖品种多样，科研和技术投入也难以聚焦。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2年海水鱼养殖产量为192.56万吨，仅占所有海水养殖产量的0.08%。2022年，中国深远海养殖产量为39.3万吨，占海水鱼类养殖产量两成以上。胡振宇曾与国内一些深海养殖的运营机构沟通发现，大家对养什么鱼、到底要面向哪一个层级的市场、市场接受度如何，“心里也没有底”。

现阶段，国内主要是通过养殖装备拉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据报道，2019年，国信集团收购并改造运营了国内产量最大的陆基三文鱼养殖基地，又通过资本运作和上下游产业整合的方式，先后在陆基养殖、深远海养殖、种苗繁育等环节完成布局。也有团队在探索完全不同的模式。相较于单一企业建造深远海养殖项目，林鸣团队提出“阳江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的概念，即在广东阳江海域，政府投资建造上百个巨型钢圆筒，抵御16米的波浪。在圆筒围成的超大型养殖基地，更多养殖企业和渔民参与其中，规模养殖低价鱼类。由于规模足够大，这一模式也可以与风电融合。

在胡振宇看来，大企业参与是好事，但靠单一一家公司来垂直整合产业链，并不现实，需要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形成合力，通过政策引导，吸引更多产企业参与进来，整合全产业链，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渔业在全世界都是受政府补贴的行业，但补贴后，一定要让它有盈利空间，形成新的产业生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长期从事海洋经济研究，曾主持青岛市2035年海洋发展远景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养殖工船的模式，虽然能躲避台风等自然灾害，但市场风险照样存在。”养殖工船是一种深海养殖的探索模式，但这走的是高能耗、高成本模式，即使不谈投入成本，收益能不能平衡运营成本也是问题。他分析称，不同于传统的近海养殖，船运生产生活物资成本高，还要解决养殖工人的食宿问题。此外，为隔离病源、提高成活率，养殖工船要从几十米的海水中取水，一天24小时不间断换水，这一切要靠传统的柴油发电驱动，不仅昂贵、补给困难，还会产生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

即便是积极探索深远海养殖的挪威，也只是让少部分先头部队探路，积累经验和技术。截至目前，挪威仅推出两个大型养殖装备，“Ocean Farm 1”和“HAVFARM 1”。后者由挪威Nordlaks公司设计，2020年在中国烟台中集来福士建造完毕。它外形像船， 长385米，实质上由6座独立的深水网箱组成，有效养殖水体高达40 万立方米，可养殖1万吨的三文鱼，并配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三文鱼自动化养殖系统。

云顶澳门公开赛同一时期，在珠海海域，全球首艘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1号”，正停泊在平静的海面上。这艘船大小堪比航母，船长约250米，相当于6.6个波音737客机首尾相连，内置15个养殖仓。养殖工船是一个移动的水产养殖与加工厂，养殖的大黄鱼达到商品规格后，经过吸鱼、预冷等一系列工序，不到1个小时，便可将其装箱，随后运输至码头，卸货销售。养殖工船常年随季节和水温变化游弋在海上，为大黄鱼寻找最适宜的海水环境，养殖周期也可缩短1/4。

但深远海养殖产品完全同质化，价格上很难和近海养殖竞争。“以大黄鱼为例，浙江、福建沿海也在养殖大黄鱼，成本低，他们可能只卖20多元一斤，但‘国信1号’养的大黄鱼品质虽好，卖到50元一斤，大多数普通人可能尝不出来区别。”关长涛说。

2022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林鸣曾撰文《发展大规模深远海养殖——问题、模式与实现路径》，其中谈及对深远海养殖的理解，“深远海养殖的目标，是要为人类创造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一种生活奢侈品”。

近年来，中国深远海养殖发展火热。今年2月发布的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支持深远海养殖。去年，“建设现代海洋牧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也被写入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

2022年5月，由青岛国信集团打造的“国信1号”交付运营。随后，深圳在这一年宣布，计划打造4艘10万吨级的深远海养殖工船。2023年，广东珠海称，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造8~10艘养殖工船。此外，去年5月起，国信集团开始建造“国信2-1号”“国信2-2号”，准备将养殖工船升级为15万吨级别。国信集团宣称，未来5年，将陆续投资建造50艘养殖工船，形成12支总吨位突破1000万吨的深远海养殖船队。今年1月，一位从事深海养殖的国企相关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现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收到的大型养殖装备订单增多，想要建深海网箱，企业需要排队。

多位水产养殖专家提到，发展深远海养殖装备，要考虑公共效益，还须算好经济账。一个关键的衡量标准，是看单位立方米的造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装备工程技术首席科学家郭根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他总结过去10年的养殖经验发现，参考目前中国深远海养殖的品种和水平，养殖系统装备每立方米造价1000元，是一个临界点。如果超过这一临界点，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经济效益就会很低，甚至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