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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上映之后,作为“原型”的《明报》采编团队接受别家媒体的采访。他们说,当时先接到爆料电话,对于老人露天洗澡的说法感到“十分震撼”。于是,首席记者亲自出马,跑到“国宝之家”的楼下去找往来的家属聊。令他讶异的是,有一半家属知道洗澡的事,有的人还会反问:“又怎么办?”
一年以后,“康桥之家”有智障少年坠楼身亡。被派去采访死者母亲的记者当时年纪很轻,回忆说“我觉得好难过,好惨”,从采访地点回公司,思考私营的养护院条件差已是众所周知,还能做点什么?
其二,女主角后来喝问律师为什么没有对涉嫌性侵的院长穷追猛打,她又是怎么做到摔下一句正义凛然的话、潇洒扬长而去的?这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一般是记者正义凛然地说一套话,然后尴尬地原地等待对方改变主意……
首先,女主角为什么非要站在写字楼下苦等性侵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我上网搜一搜,了解香港最大的律师行占据写字楼的好几层,女主角可能担心打电话约采访会被拒绝,又不知道律师在具体哪一层楼办公,于是只能在大厦门口的人流里硬等——要是这样,与她是报社侦查组“放蛇王”、神通广大的设定相违背。这有刻意突出做新闻“笨功夫”的嫌疑。
不过,《白日之下》还是仁慈地让记者很快就拍到护工给老人露天洗澡,老人们被捆绑在轮椅上,在高压水枪制造的水浪中无法抗议,这么刺激的画面给了记者绝好的发稿“由头”。有时候,就是非要拿到这种让读者几乎没法正眼看的画面才能点燃舆论,又怎能苛刻记者老想要博眼球求流量呢?
2015年,“国宝之家”院舍被曝安排失能老年人集体露天洗浴,2016年,另一家院舍“康桥之家”的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并有六名入住的人疑似在一个月内相继死亡。虽然做了一些戏剧化处理,电影还是表现出新闻记者追踪恶性事故时常有的无力感。
不同于悬疑片里破案的路数,《白日之下》展现的是一种稀松平常、“堂而皇之”的丑事:女主角去走访,进入院舍没几分钟,就看见护工暴力扇残疾人的脸,在老爷爷的房间里随便翻翻,就发现死老鼠。她去找院长对峙,对方能坦然自若地说,院里人手不够,有的事只能通融一下。
2018年,有一部讲记者玛丽·科尔文生平的电影《私人战争》,一个画面是作为记者的主角冒着被枪击的风险,在沙漠中坐在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座上颠簸着,一面告诉自己远在英国的编辑,她要去找一个萨达姆秘密处死囚犯使用的乱葬岗。电影里,这个名扬四海的媒体人也没去谈什么公共价值,而是说,这个乱葬岗存在的传闻已经流行很久:“要是给美国人抢先,我们就没有独家报道了。”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靠不断地旁观战争,再创作小说来缓解自己的躁郁症。那种震动中的悲欣交集,与被迫置身事外、看得明明白白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感受,既全能又无力,大约是需要一个通常被认为有病的头脑,才能长期承载并描述它,再坦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吧。
记者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去见证一个悲惨的场面,一旦看见其他人哀哭的时候,他心里确实可能洋溢出“能发稿”的喜悦,这种事连我都经历过——但事后的感觉可是糟透了,像犯了精神病。
就算这样,也还是不一定能拿到想要的素材。 新闻媒体常被比喻为“打捞者”,不过,确实无法做到时刻打捞最切实、最中肯的内容。这其中的甘苦滋味,多数时候只能是个人自知。
平博赔率最近港片《白日之下》上映,讲一个记者调查接收老人与残疾人的看护机构(香港称“院舍”)虐待住客的故事。影片开头特别指出,情节改编自真实事件。
因此,电影里女主角拿着第一天偷拍的素材回编辑部,几个同事围观素材,看养护院里逼仄的小房间、没及时运出的死尸、墙角的死老鼠、殴打住客的护工……看上去更有经验一些的编辑沉吟一下,说:“不够劲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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