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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农民工欠薪维权案顺利圆满结案，但关于“恶意注销”的一个个问题却萦绕在检察官的脑中，引发更深的思考：这样类似的企业“恶意注销”逃避追责的案件还有多少？背后的根源在哪，如何才能更好规制......

“我们第一时间走访了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仔细询问劳动者了解情况，随后约谈了餐饮公司的三名股东。”“在了解注销过程中，我们发现三名股东不仅作出‘虚假承诺’，其中一名股东在承诺书上的签名并非本人签署，而是由他人代签。”虹口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刘强告诉记者。

为此，虹口检察院坚持一体化履职理念，组建了一支跨部门联动办案团队，由行政检察牵头，民事、刑事、未检、控申检察人员共同组成“涉农民工线索办理团队”，以说理协商、司法救助、公开听证、民事支持起诉、行刑衔接等方式融合履职。

当前，在防范和规制企业恶意注销登记问题治理中，尚存在信息壁垒问题造成难以及时甄别和制止恶意注销行为；对“恶意注销的企业”所涉案件的处理方式迥异影响行政司法公信力；相关法律规范不足导致追责处置难；防范规制企业恶意注销的治理合力尚未形成等问题。

最终，检察机关确认该餐饮公司明知尚有欠薪未足额偿付且已被劳动监察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况下，仍出具虚假《注销清算报告》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存在“恶意注销”情况，督促人社部门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中一名股东因拒不履行，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检察官们开展类案检索和调研发现，类似的案件并非个案，上海其他各区也都陆续出现因市场主体恶意注销引发案件的情况，涉及问题复杂多样。

杨建锋带领团队展开深入走访调研并形成成果，最终转化为《关于完善市场主体简易注销程序优化诚信法治营商环境的提案》，作为九三学社中央界别提案，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递交。

如何破解？2023年3月，虹口检察院创新探索，牵头区人社局、区市场监管局共同会签机制，率先在劳动监察领域实现信息互通，注销预警等机制。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3月，已实现注销预警30件。

从一起涉民生案件的办理，到一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再到一份全国两会提案。“可以说，这是一次真正检察一体融合贯通履职的生动实践，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杨建锋说。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采用“承诺制”简化企业注销手续已成为全国各地普遍做法，以优化营商环境。数据显示，以2022年为例，就有246.9万户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简易注销登记程序退出市场，占同期注销总量的69.5%。

劳动者们无奈通过12345平台、劳动仲裁等多渠道反映维权。其中有15名劳动者向行政部门申请劳动保障监察，人社部门随即开展立案调查，发现该公司确实存在欠薪情况。

经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多方共同协力，2023年4月，三名股东均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全数结清应支付的欠薪，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鼓励地方先行立法探索，进一步明确恶意注销相关概念内涵和判断标准，严格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杨建锋说，可以在总结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国家层面法律规范。

“这起欠薪案件涉及到的劳动者中，既有未成年人，又有超龄用工人员，且劳动者维权情况各不相同，涉及行政、民事、未成年人保护、司法救助等多项检察职能，需要多个部门共同介入。”刘强表示。

记者了解到，虹口检察院技术团队还自主研发了“企业恶意注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模型”，通过大数据赋能开展恶意注销治理。目前通过模型发现监督线索8件、制发检察建议8份。

直至2022年3月，人社部门决定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才发现这家餐饮公司早已登记注销，且注销的时间竟然就是在人社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一天。

开博体育官网app沪上一家餐饮连锁企业经营不善闭店，却拖欠着30多名农民工20余万薪资。劳动者维权后，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之后却发现这家企业竟赶在处罚决定的前一天“卡点”注销了！

事关民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究竟还有多少企业，借“放管服”改革便利，恶意“脱壳”注销逃避行政处罚？如何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这一堵点问题？

劳动者们的欠薪怎么办？能否再次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三名股东的注销行为是否恶意，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依托虹口全面依法治区委行政检察协调小组平台，人社部门联系上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共同会商执法难题。

2021年8月17日，虹口区人社部门对该餐饮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其补发拖欠劳动者的薪资。然而，半年过去，该餐饮公司既没有提出行政复议，拖欠的薪资也迟迟未支付。

此后，虹口检察院又探索构建全市首个基层涉市场主体的信息互通和工作衔接机制，为有效防范和规制“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恶意注销问题，维护诚实守信、合法合规的市场经营管理秩序，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

“但也存在部分企业利用执法司法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身为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社法委主任，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建锋对这一“社会性”问题尤为敏感。

“登记机关与行政机关等行政部门之间信息不互通，存在壁垒是其中关键原因。”刘强说。“比如在上述案件中，市场监管部门并不知道人社部门已经对企业开展立案调查，人社部门对企业已经注销登记的情况也并不掌握。”

杨建锋同时建议，以数字技术加快推进行政司法信息共享，形成恶意注销全流程防范机制。并形成联动统一的恶意注销执法司法处置机制，多管齐下，堵塞恶意注销漏洞。

上海检察机关通过涉民生案件的一次融合履职，开展了一场类案诉源的创新治理，一份深挖企业恶意注销背后“症结”的检察建议，最终转化成提案进入了全国两会会场，也成为了上海检察机关可复制、推广的创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