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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资环大学由甘肃省政府、中国气象局、应急管理部共建。6月初，甘肃省气象局与郑绍忠初步达成共识，计划将新建的省气象中心气象站设在兰资环大学的校园内。之所以能促成合作，郑绍忠坦言，一方面，学校升格为本科后，生源、教学质量提升，受到省气象局关注；另一方面，学校和省气象局都能获益，“学校出土地和办公场所，省气象局投资建设，气象站建成后，会与全球气象业务网联网，全球气象资料中会有兰资环大学这一个点位”。这一合作也能反哺到学校教学中，未来学生得以分批实习，学校也可以聘请省气象局的工程师指导实训和上课，与老师共同做科研。

任盼说，精雕集团与南工职业大学合作，可以为南京区域的客户培养人才。武晨是机械工程学院2024届本科毕业生，今年年初，他开始在精雕学院车间做毕业设计。因熟练掌握了五轴机床的编程与操作，4月初，他被精雕集团推荐给一家下游制造企业，并被迅速录用。

何延辉是南工职大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同时担任北京精雕学院院长。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精密数控机床加工教材，由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雕集团”)主编，案例源自企业实际生产。校企共同承接至少100万元的横向项目，也就是来自下游客户的精密加工订单。何延辉介绍说，如果学生感兴趣，也可以申请参加横向项目，到生产线上实习。实习可替代实训课时，“现场学到的知识的深度、广度要远超过课堂。学生实习也能拿到工资，有学生一个月拿到了4000多元”。

以冶金专业为例，兰资环大学更侧重于生产工艺的改进和升级。郑绍忠提到，目前，学校冶金学院正研发铝电解槽自动换极系统，这是一种用于铝生产的自动化设备，“这虽不是产业最顶尖的技术，但如果学生未来能改进电解铝的工艺，已经很不错了”。

多位受访者呼吁，社会仍需扭转对职业教育和工人的偏见。孙诚指出，发展职业学校教育是在完善人才的入口端，但更大的问题在人才出口端。在中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很多时候都低于白领。

张涛介绍，团队几位博士都有丰富的工作经历，与产业连接密切，更容易拿到横向项目，目前他已完成了基本要求。如果哪个教师的项目较少，可以通过团队合作，与其他教师共享资源和项目，共同完成培养学生的任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项目，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国内职业本科院校的实践教学课时，都至少占总课时的50% ，这是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的明显差异。王红军坦言，学校有更多专科教育经验，他反而更担心本科的性质不够，即如何真正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基础学科知识。

王红军说，学校升本前后，相关老师走访了南京及周边企业，围绕装备制造等产业高端，以及工业互联网等高端产业群调整、设置专业。目前，学校开设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33个本科专业，并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将数量增至约40个。今年3月，学校相关负责人在调研江苏及周边产业园、企业后，决定在下半年开设集成电路本科专业，重点在设计、制造、封装、应用等环节，培养一线工程师。

发现、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是国内多所职业本科院校强调的人才培养方向。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以下简称“南工职大”)2019年获批升格为职业本科，是国内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谢永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校希望培养的职业本科学生要具备多专业的复合与创新能力。他举例称，专科可以针对一个行业的某个工种设置一个专业，比如，汽车机电维修、汽车钣金技术、汽车销售等，但到了职业本科，“前面提到的几个汽车专业合并成了汽车服务工程技术专业”，这有助于学生掌握多项相关技能。

数控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应用在军工、航天、航空等多个关键行业，直接关系到国家工业制造的整体水平。目前，五轴机床代表了该领域的最先进水平。何延辉回忆，六七年前，学校曾引进一台进口五轴机床，没有教师会操作，何延辉不得不外出参加培训。郑绍忠也坦言，目前学校新建了智能制造工程中心，也有五轴机床，“但我们的老师可能没人能熟练操作”。他曾看到，一些地方的五轴机床，因缺乏专业操作人员而长期闲置——五轴机床操作门槛高，而且价格昂贵。“一把刀具的价格可达10万元，如果操作不当，使用一次的成本就是10万元。”

张涛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掌握产业前沿技术的博士，往往能把一线生产的难题和最新技术带到学校。他擅长激光精密加工，这是一种先进制造技术，被广泛用于军工、核电站等高端领域。学校专门购置了一台激光加工设备，由他指导学生学习操作激光焊接。他也会将自己接触的项目进行教学化改造，融入课堂，让学生接触产业的实际案例，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职业本科的生源主要来自普通高中、中职和高职院校，但三类学生的学制不同。高职生学制为两年，中职生和普通高中毕业生同为四年学制，但因基础差异，职业本科院校往往将其分在两个班教学，老师要为不同生源准备不同教案。

一些职业本科院校也在探索对不同师资的考核标准。在南工职大，学校将老师分成四类，分别是教学主体型、科研主体型、教学建设型、实践教学型，考核指标也各有侧重。谢永华介绍说，对从事基础研究的教师主要考查学术贡献、理论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对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主要考查成果转化、社会经济效益；对实践能力强的教师，则考查老师接横向项目、课程建设等能力。此外，学校突破传统的绩效分配体系，鼓励紧缺专业和重点专业的高层次高水平人才申请“年薪制”、校聘教授、校聘副教授。

国外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与“职业本科”完全对等的教育类型。国内职业本科院校最初多由民办高职升格而来，如今，不少“双高计划”(即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公办院校成为升格主力军。深圳职业技术大学2023年6月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次在广东本科批次招生时，物理类投档最高分数达595分。这一分数可以进入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名校就读。

和震提到，在德国、日本，高技能人才在劳动力队伍中的占比达30%—40%，“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工人都能评上‘高级职称’，在社会地位和待遇方面得到认可”。在中国，高技能人才的占比不到10%。多位受访者称，只有整个社会形成尊重工匠的氛围，拓宽、修通一线劳动者的职业上升通道，才能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后者不断升级。

目前正值毕业季，多位受访者都提到，在产业发展现阶段，即便是高端企业，在招聘时对高职人才仍有明显需求。郑绍忠提到，在甘肃等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矿业企业众多，是兰资环大学毕业生的重要出路。从成本考量，这些企业在招聘一线生产工人时，往往认为专科生足以胜任。郑绍忠认为，对学校而言，现阶段不能放弃专科。据介绍，兰资环大学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将本科专业增至约35个，专科专业控制在20个以内。

当前，职业本科教育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为迎合产业升级，不少院校都会设立“物联网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专业，呈现出同质化特征。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每年都会参与职业本科院校新专业的审核工作。让她担忧的是，许多学校申报新专业时，并没有充分论证市场需求。“我们研究过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等国家的职业教育，它们的专业设置并非面面俱到。国内职业本科申报专业时，不少是将现有高职专业简单升级为本科专业。”

但谢永华坦言，相较于普通本科，职业本科院校在实践教学设施、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投入更高，目前学校收入主要靠学生学费、省内专项拨款以及国家的专项经费，想要办好职业本科，吸引人才，仍需更多支持。

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也强调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作用，鼓励企业深度参与并举办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但谢永华坦言，并非所有企业都有合作的意愿，因为当前的人才市场是买方市场，企业大多能自由招聘所需人才，没必要非得与某一家职业院校合作。

但现在大多数中高职院校教师的素养，已跟不上智能制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工商学院执行校长李孝轩曾公开表示，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已先后有6所原本参与高水平职教师资培养的综合性大学或地方师范院校，不再培养职教师资。

今年5月，教育部先后发布两则《关于拟同意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拟同意设置33所本科高等学校，其中包括16所职业本科院校。职业本科毕业生能拿到与普通本科具有同等效力的学位证书。2019年，教育部批准首批职业本科院校，标志着国内“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学校职业教育体系确立。截至目前，国内已有51所职业本科院校。

对于重视动手能力的职业院校而言，博士能否培养出更好的高技能学生？在谢永华看来，博士接受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具备更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在当前产业升级和技术迅速迭代的背景下尤为重要。学校新引进的博士中，包括许多具有企业经验的双师型教师，能弥补以往教师在实践中的不足。他提到，南工职大近几年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多由新引进的博士完成，“六七年前学校的横向科研经费大约只有300万元，到了202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4000万元，80%由博士承担”。

在郑绍忠看来，核心问题还是在于，职业院校没有把学校办好，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与企业的适配度不够。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冶金和气象等本科专业的毕业生非常抢手，企业会提前来“预订”。但并非所有专业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说明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专业与企业的对接度。

何景潼是李涛的学弟，是兰资环大学储能材料工程技术专业一年级的学生，2023年由本校高职升入职业本科。《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何景潼在学校实训室，正往一个盛满水的量杯中谨慎投放一种黑色粉末材料，通过仪器，可以实时查看材料内部的元素分布。这是电池制作前的一项关键测试——检测制作的镍钴锰酸锂工艺是否达标，这关乎锂电池续航、寿命等性能，决定一辆电动汽车能跑多远。

谢永华提到，想要推动校企合作，学校必须给企业让渡一定资源。针对精雕学院，学校投入了3000平方米的实训基地，也给精雕集团南京分公司提供了办公场所。学校每年也会按规定给企业一定的服务费，前提是企业满足教学、实训等要求。

2021年5月，作为“双高计划”院校之一的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与兰州财经大学长青学院合并，升格为省属公办本科兰资环大学，学校现有22个职业本科专业。兰资环大学党委书记郑绍忠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职业本科不是高职的加长版，也不是应用型本科的“影印版”。专科培养的是一线技工，职业本科培养的是现场工程师。“普通本科学生要会设计产品或零件，职业本科学生不但要设计，还要能高精度地将其加工出来。”

在和震看来，能否办好职业本科，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迫切，才愿意为人才买单。企业盈利，政府有更多财政收入，进而能更好地反哺职业本科发展。”

2021年，教育部先后印发两份试行文件，对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专业提出规范。其中要求职业本科院校，专业要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坚持试点先行，稳慎推进。这意味着职业本科要更敏锐地捕捉产业一线的需求。

智福鹏是兰资环大学冶金工程学院正高级工程师，也是何景潼的专业课老师，曾在甘肃省国企金川集团从业12年。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车间生产材料时，研发设计的数据被放大数倍，参数往往会失真，学生未来就需要去发现并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实训课上带学生制作电池，原材料需要多种材料混合，他只会给一个大概范围，让学生在多次实验中摸索出最佳比例。

精雕集团南京分公司的办公室，就设在南职工大北京精雕学院内，与实训车间仅一墙之隔。该公司工程部经理任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随着中国工业的升级转型，高端数控机床国产化进程加快，但下游客户却反映，买了设备，却招不到足够会用设备的员工。

在学校看来，北京精雕学院是一个“理想的校企合作项目”，因为双方都找到了利益点。从学校角度看，精雕集团免费提供了最先进的数控机床，总价值超过2000万元，包括11台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和10台三轴机床，并负责定期维护和升级。此外，集团南京分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全部参与人才培养，每学期至少派两名工程师，全程参与教学，每年按协议完成800学时工作量，教学生如何设计编程、操作设备，并参与到理论教学和毕业设计指导。

这是南工职大的一个校企合作项目。2018年，南工职大还是高职专科，“正处在提档升级的关键时刻”。精雕集团是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希望与南京最好的高职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多轴精密加工技术技能人才。合作从2020年正式开始，去年，校企双方续签了第二期协议。

此外，专家认为，职业本科打破了原本职业教育的“学历天花板”，但仍需进一步推进“中高本”真正贯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孙诚注意到，目前职业教育体系的“教学重复性太强了”，专业结构不合理、贯通培养机制不完善。为避免资源浪费，她建议，中职、高职和本科，应联合制定人才一体化培养方案，“中职教过的知识，高职和本科就不用再教了”。

职业本科的课程较专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南工职大教务处原处长、国有资产管理处处长王红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传统的专业课与实训课，在学生大一和大二阶段，学校增加了更多本科类的课程，比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英语等基础课程及基础专业课。何景潼的体会更加深刻。读专科时，他学的专业是有色金属冶金技术。如今，他要学习储能技术概论等专业基础课，以及无机化学、电化学等知识。

匡瑛认为，为了让博士人才发挥其潜力，职业本科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支持技术研发的生态环境。张涛是南工职大机械电子工程系老师，2011年拿到山东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博士学位，先后在山东省科学院、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有着8年激光制造技术项目研发经历，2019年11月到学校任教。他所在的办公室门口，挂着“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牌子，工作室由一位技能大师和数位青年博士组成。这样的团队在南工职大共14个。

据了解，一些院校会引导博士先在企业顶岗实习半年，再跟着学校的技能大师训练半年，完成向双师型教师的转型。郑绍忠指出，目前不少职业院校对双师型教师的要求是“考一个初级或中级技能证书”，但他认为这远远不够，尤其是一些工科专业，老师必须要真正到企业锻炼，“而不是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让老师暑假待一星期或一个月”，要让老师真正接触一线生产，跟着工程师，作为学徒培养。

他坦言，目前好的高职以上的院校，多存在师生比不达标的问题。“理想状态下，每个学院每年可以派三五名老师，去企业生产一线工作一年，掌握最新生产工艺，再考一个技师证。但在既有师生比的情况下，这很难实现。”郑绍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我们的教师都能成为高级技师，培养的学生肯定完全不同。”

“职业院校老师的技能能否匹配企业的需求，也决定了校企合作的深度。”匡瑛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职业本科的师资可能难以实现从0到1的技术创新，但优势在于，能在技术升级和迭代上发力，这关乎企业的利润增长。“职业本科的老师如果能解决企业的技术问题，企业会更愿意与学校合作，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才会更长效。”她说。

高职或独立学院在升格为职业本科后，一个显著变化是加大博士学历教师的引进力度。2021年，教育部制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对师资的要求是，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不低于15%。截至2024年，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教师占比高达46.19%。谢永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2017年该校的博士师资不足40人，到了2024年，博士人数已超过360人。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校热企冷”，是国内职业教育发展长期面临的瓶颈。谢永华多次走访南京当地及其周边企业，在他看来，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的加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也在不断提升，但对于职业本科院校而言，“校企合作的(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核心仍在于企业未看到明显益处。

多位受访者也提到，校企合作的制度仍有待完善。谢永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进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政策，但真正激发企业的措施并不多，“企业要看到投入校企合作后的好处，比如提供了哪些必不可少的人才，或是能享减免税收等政策”。

5xpxp,net首页制作一块纽扣大小的电池，要经过十多道工序。6月6日上午，在等待12个小时的真空烘干后，李涛小心翼翼取出一小片铝箔纸，上面已压制了一层锂电池的核心正极材料——镍钴锰酸锂。他将正极材料裁剪成固定直径的圆形，接着利用真空封闭工作舱，将其与隔膜、电解液、电池壳等配件组合封装，一颗常用于电子秤的纽扣电池便做好了。

何景潼对这一流程十分熟悉。2022年，他在高职三年级时，曾与同级100多名学生前往浙江衢州，在一家锂电材料企业顶岗实习一年，工作便是投料。但如今的操作又与过往不同：专科时，他只是对照投料单执行，不需要知道原理；升到职业本科，投料之外，老师会教给他，怎样计算投料数据，如果材料检测结果不理想，如何判断问题出在哪儿。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醒，增加基础知识时，各职业本科试点学校还需避免模糊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的边界，“个别职业本科的培养方案，已和普通大学没区别了”。从职业教育的模式和路径来看，重点应放在提高不同专业课程的难度，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在南工职大机械工程学院旁边，有一栋特别的小楼，这就是北京精雕学院。它的内部几乎与一个真实的企业车间无异，二十多台高端数控机床排成两列，大部分设备正在作业。机床上贴着航空航天等行业的订单零件图纸，上面标注加工零件的尺寸参数。操作这些设备的，主要是学校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

一直以来，职业教育面临着供需错位：企业急需高技能技术人才，而职教毕业生却苦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产业升级背景下，职业本科能否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局？

国内东部地区高校密集，人才资源丰富，相较之下，西部地区人才资源不足。在郑绍忠看来，职业本科引进高层级人才，不应局限于副高以上的职称或是博士，应将高级技师、技术能手纳入引进方案中，这是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的显著差别。但他指出：“国家规定，本科院校引进人才，依然有前述职称或学位的要求。目前，国内既是高级技师又是博士的人才很少，至少需要在企业一线工作三五年才有可能。”

各地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同，职业本科的专业呈现出差异。郑绍忠坦言，“十三五”期间，西部地区多承接东部产能过剩的产业，无论是高端产业还是产业高端，都比不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我们要考虑产业高端和高端产业，但也不能完全只看这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学校调研本科专业设置时，会考虑当地产业基础和学校专业特点，“我们侧重产业链的某一段。比如长三角的一些院校，会关注芯片制造的全产业链，但甘肃没有完整的芯片产业，我们如果做，会更侧重于电子元件加工、设计这类产业次高端的环节”。

但匡瑛在调研中发现，各地职业院校的师资水平差异较大，博士学历的教师，未必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与企业一线的实际需求也可能存在差距，“学校需要在升本比例上达标，但不能说明，博士学历一定能解决问题”。

“这些学校要考虑保留原有师资，这一出发点能理解，但不合理。”匡瑛指出，国内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设置上须更加审慎，目前尚缺乏严格的专业论证和审批机制，“想象一下，一旦学生被招进来，待了四年，发现市场对这一类人才的需求并不大，再改方向的成本太高了。”

张涛与学校签的便是“年薪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年薪制的工资通常比传统职称如副教授的固定工资要高，但他需要在三年内完成一项省部级课题，发表至少三篇高质量学术论文，至少授权一件发明专利，横向项目经费达到五六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