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期间，蔡萌与田浩荣也探讨过这个话题。蔡萌发现，尽管青年技能人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他们在技术更新、知识深化、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境。一线青年人才在资格证书获得方面，占比最多的是获得过1个资格证书，为24.19%。没有获得过资格证书和获得过两个资格证书的群体占比分别为23.40%和22.68%，获得过4个及以上资格证书的人占比最少，为14.37%。入职后为了掌握工作技能所需的时间，一年以上才掌握工作技能的有23.27%，“不在少数”。

刘景凤认为，职业教育体系如果想更有效地满足焊接等关键领域对青年技能人才的需求，应当在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方面，将焊接技能所需的“应知”与“应会”有机结合，激发年轻人的学习兴趣。

蔡萌则提到，社会普遍存在重视学历教育、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这种价值观可能影响了学校的教育方向和重点。目前，社会存在职业污名化的现象，将某些职业或行业标签化，导致公众对其产生偏见和误解。调研数据显示，大部分一线青年技能人才认为“自己的职业与技能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重要性”。同时，在1517名参与者中，27.4%的受访者认为职业污名程度较高，10.9%的受访者认为非常高。蔡萌认为，职业污名化会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需要通过相关措施加以缓解和改善。“因此，应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人才评价体系多元化，纳入职业技能评价，鼓励不同类型的人才发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年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已超2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6%以上；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各类技能人才活跃在生产一线和创新前沿。

“人才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支撑作用。然而，人才缺口近些年成为制约中高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多数制造业企业面临结构性缺工问题。”蔡萌说。

调研结果显示，一线青年技能人才的“工匠精神”总体上表现出较高水平，具备“大国工匠”的基本素养。课题组撰写报告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建议：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大政府技能培训的力度，加强对社会保障的宣传力度，完善对一线青年人才的福利保障政策，学校、政府、企业、青年人才共同努力提高职业与教育适配性，加强社会对“工匠精神”的宣传和教育，等等。

“他们有成长为未来大国工匠的潜质。”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景凤专门以焊接专业为例，讨论了大国工匠的培养。她提到，我国在培养一线青年焊接技能人才方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各个技工院校焊接专业招生数量或企业职工焊工培训数量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焊工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社会总体上需大于供，部分行业的焊工存在技能水平低、职业素养差的问题。

港式五张为审视当前制造业青年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深入探讨大国工匠、青年技能人才培养中的关键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破局之策，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蔡萌课题组今年上半年深入一线调研，调研主要面向45岁以下的一线青年技能人才，覆盖全国30个省份的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回收有效问卷1517份，访谈材料78份。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田浩荣认为自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装配钳工”，当然也是企业生产线上数控车床机械装配方面的关键人才。他在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专门提出建议，建立完善中国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但依然会有一些行业存在复杂构造的、批量小的产品或工程的焊接，需要手工技能水平高的工程技术人员承担，至少目前我们做不到将手工焊接特别是电弧焊用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焊接设备完全替代，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需要培养足够数量的手工焊工。”刘景凤说。

田浩荣建议，可以在初、高中“适当加入一些职业技能培训课，适当走入企业”，让学生了解企业里的各种职业性质，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准备。田浩荣建议，要让职业教育更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让更多的企业参与技能人才的培养。

“我国企业现阶段招收工人，主要是来自职业院校、技工学校还有部分初、高中毕业的学生。职业院校和技校毕业的学生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和企业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初、高中生更需要学习技能知识，才能胜任本职工作。当前，职业院校和技校培养出的学生，还不能做到和用人单位无缝对接，用人单位需要进行岗位培训。职业院校需要努力探索如何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

身着蓝色工服、戴着眼镜的他，每天的工作，是在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中开启的。投身技术一线30多年，他干过总装钳工、刀架刮研，也干过普车箱体装配，“累计装配各类数控车床上千台，完成各类中高档高附加值新产品和试制任务30多种”。由他探索完成的“田浩荣数控车床主轴装配操作法”，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200多万元。

在刚刚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代表团以36枚金牌、9枚银牌、4枚铜牌和8个优胜奖的成绩，位居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首位。在68名参赛选手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0名，参赛选手平均年龄22岁，最小年龄18岁、最大年龄25岁。

为此，他建议，企业应采取全面措施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包括建立和完善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同时改善工作环境，为青年技能人才成长为大国工匠，提供更好的孵化平台。

“我看到一些行业或企业通过与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合作，以订单方式培养企业急需的人才，如核工业领域，在很多技工院校都有焊工班，有效解决了近几年核工业快速发展对高素质焊工的需求。”刘景凤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对此，企业应当更深入地参与青年技能人才的培养，以提升其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近些年来，技能工作与技术工作的结合越来越密切，未来将更加需要技术与技能复合型人才。“在相关政策方面，应当激励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让企业为青年技能人才学习提供更多机会。”刘景凤说。

他在调研中发现，目前中高端制造业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企业难以招聘到符合用工标准的青年人才、新入职青年员工离职率偏高、青年技术工人流失案例增多。

工作环境恶劣、健康状况不稳定，也会间接影响到我国制造业青年技能人才的发展。在调研中，受访的一线青年技能人才告诉蔡萌，工作环境是他们考虑进入制造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也需要被列入考虑，青年技能人才心理不健康对工作有一定负向影响，甚至会降低效率及生产力，“应重点关注”。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塑造公众意识、传播文化价值的重要渠道。大国工匠作为代表国家精神和技艺传承的重要符号，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显得尤为重要。”蔡萌说。

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公共宣传和教育改革等措施，正面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对技能人才、大国工匠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尤其是注重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国工匠的形象传播策略。

近年来，我国技术工人、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有所提升，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仍然有差距。“年轻人处于事业起步阶段，合理的薪酬水平不仅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还能增强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蔡萌建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帮助一线青年技能人才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企业内部也可以进行工资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一线青年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缩小与其他行业的薪酬差距；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留住人才的重要基础，应提供包括医疗、养老、住房补贴等在内的福利保障，确保他们的生活稳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

刘景凤也提到，随着焊接自动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未来将会有更多掌握一定手工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从事智能焊接操作工作，手工焊的比例将会逐步降低。

“实现人才强国，离不开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坚实支撑。”蔡萌说，但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