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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0年至2100年中国死亡人口在年龄-时期维度的变化趋势（如上图）看，中国人口死亡高峰演化态势最显著的特征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人口将在老年阶段形成一座死亡高峰。

2061年后，人口死亡高峰的峰值人数开始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出生数不断减少。由于婴幼儿、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的死亡率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出生人口能够存活到老年，因此，2010至2020年间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数回升和之后的回落，都将清晰地反映在相应出生队列死亡数的起伏变化中。

同样，死亡数也经历了显著变化。1949年，中国死亡率达到20.0‰，死亡数为1083.3万。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到1957年，中国的死亡率和死亡数分别降至10.8‰和698万。在三年饥荒时期，死亡数一度反弹，之后再度下降。

这篇题为《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的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人口研究》上。《人口研究》是中国人口学会会刊，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综合性人口学专业杂志，国家一级人口学核心期刊。

事实上，上述图表中展现的人口死亡高峰的多次峰峦起伏基本对应着历史上出生数的波动。尽管不同出生队列人群的死亡历程、从出生到老年的存活率以及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比例各有不同，但在将所有队列的死亡数汇总后，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些差异，从而使总体死亡数的变化趋势显得较为平滑。

澳门六合576969在快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人口死亡高峰。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张震与老龄研究院教授李强通过数理人口分析，详尽阐述了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演化机制以及对个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

这项研究指出，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受三个核心因素驱动：历史出生数的波动、存活率的提升以及死亡率的下降。历史上的出生高峰期，如上世纪60年代的婴儿潮，如今转化为老年阶段的死亡人数激增。同时，随着医疗条件改善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多人得以长寿，进一步推高了老年人口基数，增加了老年死亡数。

进入20世纪80年代，死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从1980年的6.34‰缓慢上升至2023年的7.87‰，43年间仅上升了1.53个千分点。与此同时，平均预期寿命从1980年的67.77岁提升至2023年的78.20岁。然而，随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1982年的4.9%提高至2023年的15.4%，死亡数开始持续上升，在2023年达到了1110万。

与出生数的剧烈波动相比，死亡数的变化显得更加平缓。尽管存在1963至1972年的出生高峰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出生小高峰，但死亡数并未像出生数那样出现千万级别的大幅波动，因此，单凭出生数不足以完全解释死亡数的变化趋势。实际上，尽管整体上平均预期寿命在持续提升，但不同出生队列的人口规模、不同年龄和时期的死亡率及其下降速度存在差异，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构成了人口死亡高峰的完整演化机制。

本文估算，2000至2035年出生的女性和男性能够存活到65岁的比例分别为90%至97%和88%至93%，而这批女性和男性能够进一步存活到80岁的比例分别为87%至96%和81%至89%（由于死亡率持续下降，越晚出生的队列存活率越高）。由于绝大部分出生人口能够存活到老年，因此，出生队列人口规模的缩小能够清晰地反映为老年阶段死亡数的下降。可以预见，随着出生数的持续走低，中国人口老年阶段死亡数的下降趋势将延续至22世纪，但即便如此，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死亡高峰仍将巍然耸立。

“虽然老年人口死亡数的增加是人口转型的自然结果，但中国死亡高峰的来临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对社会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两位作者写道。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婴幼儿阶段和60至90岁年龄段，其他年龄段的死亡数相对较少，呈现出典型的双众数模式。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里，婴幼儿死亡数迅速下降，更多的婴幼儿能够活到成年；同时，成年人死亡数也在持续下降，更多的成年人能够活到老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活到老年，而死亡终将不可避免，因此越来越多的死亡被推迟到更高的年龄，并在老年阶段集中，从而形成死亡高峰。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数出现了两次明显的跃升，首先是在2040年迈上一个台阶，继而在2061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

尽管中国的年龄别死亡率仍在持续下降，平均预期寿命也在稳步提升，但随着20世纪中叶后几波出生高峰人群逐渐步入老年，中国人口开始加速老龄化，死亡数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预计将在2061年达到峰值1900万（95%预测区间为1557万至2242万），之后将逐渐下降。从2024年到21世纪末，中国将经历总计12.3亿死亡人口（95%预测区间为10.0亿至15.0亿），年均死亡数将达到1600万（95%预测区间为1304万至1944万）。

中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伴随着多次波动幅度逐渐减小的趋势。建国初期，由于战乱结束、社会安定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出生数迅速攀升，并在1949至1958年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出生高峰。这一趋势在三年饥荒时期受到冲击，随后，在灾后补偿性生育的推动下，出生数在1963年达到了2954万的高位，此后保持在2500万以上直至1972年，形成了1963至1972年的第二次出生高峰。

从理论上讲，死亡人口的规模受到出生数、死亡率和迁移率的影响。历史上出生数的波动会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影响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死亡数变化。同时，考察出生数与死亡数的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形成对人口动态的全面理解。由于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率极低，本文在分析中忽略了迁移率的影响。

长久以来，死亡人口并非人口研究的中心议题。尽管关于人口转变、其机制及其对经济与社会影响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生者，例如出生高峰、“人口红利”、人口老龄化等伴随人口转变出现的现象。作者认为，有必要开发新的方法和模型，以满足对人口死亡高峰深入研究的需求。基于此，本研究在梳理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采用数理人口学的方法，对死亡人口的变化进行严谨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演化机制，并结合分析结果探讨人口死亡高峰的社会意义和应对策略。

基于年龄-时期维度的图表，也揭示了死亡人口的队列特征。中国历史上出生数的波动塑造了不同出生队列人口基数的差异，因此，即使在相同时期内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大致相同，不同出生队列的死亡数也会存在差异。2040年死亡数迈上的一个台阶对应的是1963年的出生高峰人群，这一出生队列在2000年时为37岁，虽然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率不高，但由于该出生队列的人口基数较大，这一年年龄段的死亡数要大于前后年龄段（分别对应于出生高峰前后年份人口规模较小的出生队列）的死亡数。同理，2000年38岁人口的死亡低谷对应的是1962年的出生低谷，这一死亡低谷在队列方向上贯穿整个生命周期。

面对这一挑战，两位学者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需提前布局，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策略。首先，普及生命与死亡教育，引导公众建立正确的生死观，营造尊重生命的社会氛围。其次，加快安宁疗护体系建设，提升老年人临终生命质量，确保他们能在舒适与尊严中度过生命最后阶段。再者，加强殡葬服务的中长期规划，确保供需平衡，避免“死不起”“天价墓穴”等问题激化社会矛盾。最后，提供老年人权益保护与遗产纠纷法律服务，以应对未来数十年内可能爆发的法律案件。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出生数快速减少。进入20世纪80年代，尽管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2-3之间，但前期的出生高峰人群进入育龄阶段后，又带来了一轮出生小高峰。此后，出生数继续下滑至每年2000万以下，直到近年一系列生育政策调整，尤其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出生数曾短暂回升，但政策效应释放后，出生数再度回归下降趋势。尽管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持续加大对生育的支持力度，但由于育龄人群减少和生育观念的变化，预计中国未来的出生数大概率将在波动中维持在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