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路线也由平台规划制定，有时线路不合理、路障不在系统统计内，“找客服说没用，没法统计这些问题。”梁宁宁说，“他们是依据他们的算法来的。我们一个人怎么和一个大公司说去？” 

平台App内置有“服务中心”电话，骑手们可以拨打。“联系不上顾客，怎么办？”“商家出餐慢，怎么办？”这些常规问题，由机器人回答。梁宁宁较真地转给人工服务，接受采访时，他对我回忆，没接通过几次。

这种权利上的纠葛，最终显化为外卖骑手与保安不断的个人冲突。想要缓解这一社会现象，需要尝试解决前述问题，要求外卖平台等相关社会主体与写字楼、住宅小区进行多方的路线协商，并将其明确为双方应当履行的公共义务。

但这个朴实的年轻人不太愿意多谈平台，因为这种孤独的跑单工作，一定程度上不用看领导的眼色、攀关系，可以纯靠付出劳力获得高回报。

面临维权，他只能以个人名义起诉小区。梁宁宁的劳动关系是与一个分包商建立的，沉默寡言的他不足以劝服领导，而且他自己上网搜索过，认为应当以侵犯人格权的事由提告，如果以工作单位名义起诉，似乎在法律上要复杂许多。梁宁宁也联系不上更大的外卖平台。

国民彩票网站据杭州警方通报，8月12日下午，一名外卖骑手在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于是下跪。

决定的约束力针对业主，那对于骑手呢？存在一些有待讨论的问题：业主大会的决定，能细致到什么程度，是否可以存在罚则，如何执行？对于外来者，业主大会的决定多大程度上具有约束力？

就这次事件，据现行《物权法》，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如果把护栏视为园区建筑物的附属设施，它应该由业主大会筹集的维修资金维护。因此，这一条护栏不太可能属保安个人。

与外卖平台对骑手分秒必争的隐性要求相冲突，一起造成了保安似乎强势、外卖员弱势局面的另一背景，是建筑区划内“人车分流”的规范化管理——包括而不限于给外卖骑手提出各种限制，这给一些家有老人和孩子的业主家庭安全感，是很多封闭式小区的卖点，也给物业公司和人员造成压力。

假使一个建筑区划足够大，它的业主叫外卖而不接受外卖员骑车直达：这种行为既会导致外卖员有额外劳动，有人身安全的危险，而且他们的电动车停满附近的公共道路，也可能导致其他居民的出行不便。那么，业主是否需要承担相应义务？

我去年采访因不让其骑着电瓶车出入正门，把一北京小区告上法庭的外卖员梁宁宁，也接触到他的一些同行。一个骑手说，没心思和保安争执，因为吵架就不能跑，不跑就被平台判为超时、要扣钱，于是：“不得一边生着气一边往里面儿跑着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