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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期的支志坚出身世家，因年幼多病，九岁入浮屠。845年，唐武宗发动会昌法难，“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其时已经37岁的支链师只能选择由佛入道，改变自己的宗教身份，以免牵连家人。

“摒铅华，绝浮奢”成为唐代后期知识分子对女性的新要求。上述研究还写到大中年间的一位李夫人。李夫人在结婚之前，“未尝瞬息不为歌舞娱”（没有一刻不为歌舞而欢愉），在丈夫死后，李夫人蓬头垢面，再也不装扮自己。

还有一篇墓志记录了一位选择改嫁的女性，这在丈夫死后绝大多数女性都只能孀居自守的唐朝，极为少见。她自幼聪慧，擅长诗文礼仪。十二岁时嫁人，生有二女。后来改嫁，被封为沂水郡君。她在七十四岁时去世，要求不合葬。

宫女的墓志最苍白，没有祖辈、没有丈夫、没有子女。有研究论文写道，宫女的墓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按同一种格式“填写”的。同一种格式的墓志，有时多达十几方。“填写”宫女墓志的职责，照例是由宫廷有关部门承担。有两方上元二年的墓志，名字、籍贯之处皆预留出空格，以备填写，但实际上从未填写过。

总字数上，身份尊贵的妃嫔和皇室女子为最多，已婚女子（妃嫔和皇家女子不计入其内）次之，接着是普通未婚在室女（尚未出嫁的普通女性），出家女子、宫女。出家女子也会有一些关于丈夫和子女的描写，唐朝佛教盛行，有女子守寡之后选择出家。

但更有意思的是，墓志记录下的未必都是突出的成就、坎坷的经历，也有女性琐碎的日常，和她作为一个普通人被亲人深深怀念的时刻。

她的祖母曾对其父亲说道：“此女甚奇异，不要随随便便把她嫁出去。”父亲为其选才士李公为夫，生有一子。四十五岁时，杨氏因丈夫去世悲痛万分，十一日后自己也去世了。

在唐朝，大多数女人都会结婚，成为妻子。姚平根据 299 份记录出嫁年龄的墓志铭作了计算，发现唐代妇女平均结婚年龄为 17.6 岁。以晚婚为耻的心态随处可见，《唐故清河张氏女殇墓志铭并序》便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解释张氏为何到了 19 岁去世时仍未出嫁。

再比如，2013 年考古人员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发现了上官婉儿墓。她是罪臣之女，也是巾帼宰相。专家们一般认为，她墓志里的悼词是由太平公主所写：“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槚，静听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

蒋氏是南朝时人，为护佑岭南百姓，甘当人质 7 年，隋统一后更是以死劝谏长子钟士雄归顺朝廷，守护岭南的和平生活。她去世后，唐太宗“眷切先臣”，命人撰文并出钱为她立碑，其墓志《蒋烈女碑》评价蒋氏“气英而胆豪”，为一时之杰。

然而，在唐朝，成为母亲也不容易。据《唐代女性的生命历程》里的说法，唐代贵族妇女不少因产而死，到了动荡的晚唐，死于育龄的墓志数占总体墓志的比例甚至达到了45%。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时代切分成唐前期（早唐和盛唐）及开始衰落的唐后期（中唐和晚唐），会发现社会对女性的赞美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有一位父亲为 16 岁就去世的女儿作墓志，言辞恳切，他写道：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女儿生病时虽然很苦痛，却依然瞒着自己；因为家里穷，女儿总是克制着自己想要好东西的欲望，自己对此深怀愧疚。另一篇《唐故北海范氏夫人墓志铭并序》则记录了一位思女心切的母亲范氏，不远万里探望女儿，最后竟死于回程的途中。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一书写道：“墓志铭的功用是帮助墓主从今生过渡到死亡世界，保证他/她在冥界的安康，并向冥界通报他/她的身份地位……一份典型的墓志会提及死者的子女及其婚姻，死者的第三代，子孙的学业、科考、职官等的完整信息。”

在唐朝，作为女儿出生，有时候会被遗忘。据历史学家姚平的估测，全唐父母的墓志里，平均会漏掉 1 到 2 个女儿。但从早唐到晚唐，记载女儿的比例逐渐升高，而且还能找到一些追忆潸然的亲情故事。

况且“才为女师”本身也是女性墓志铭中的惯用词。其余的像“生而聪惠，长而仁明”“静以守内，进退如一，德为世范”，更不过是女性墓志铭中常用的套话。

我们按时间抽样整理了《唐五代墓志专目数据库》中的 605 篇唐代女性墓志。从唐初到唐末的三百年间，女性的命运被时代所裹挟，时代又继续向前。

但有一些标准，放在今天的道德标准看，显然已不合时宜。比如赞扬女性誓节孀居，为丈夫守贞，而唐朝男性再娶的情况有很多；又比如赞美女性不妒忌，而唐朝时男性纳妾很普遍。有一篇墓志如此写道：“时六房同居，和睦上下，抚诸姑侄，有若己子”，同其余妻妾和睦共处，善待别子，深受赞叹。

大概率投训网1955 年林徽因去世，她的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之一，林徽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以优异成绩修完建筑课后，却没拿到建筑学学位，直到 2024 年，即林徽因入学 100 年后，宾大才计划追授这一学位，宾大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 (Fritz Steiner)说，当年没有授予她学位的主要原因，是她的女性身份，而这个错误如今需要被纠正。

一是“貌美”的式微和“不打扮”的兴起。《唐代女性墓志的书写研究》指出，“唐朝前期，社会安定，中上层阶级女性生活富足，打扮精美。而唐后期，国难频发，许多中上层家族都经历了战乱和动荡的摧残……女性要应付艰辛的生活，在打扮方面更加保守。”

而另一种能体现女性身份变迁的标志，是她们的一生凝成了一行怎样的标题。在早唐和盛唐，更多时候她们被写作某某人的夫人，某某人的女儿。到了晚唐，她们终于有更多机会以自己的名字单独出现在墓志的标题上。

我们选取唐朝的女性墓志。不仅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很特殊的时期——开明繁荣且有过罕见的女性统治的历史，更是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墓志最为繁多的时代，“皇族贵戚、达官显宦、一般官吏、庶民百姓、宫女尼姑、僧人道士，无不有墓志入葬”。

但正是这样埋怨丈夫的文字，却比成百上千篇墓志里司空见惯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真实得多。复杂的感情与自己的文才凝结成赠予丈夫的铭文：“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你的出生是天意，你的死亡也是天意，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悲伤又有什么用呢？）

二是在唐后期，对女性刚强的记载多于前期。晚唐的一篇墓志称墓主“性刚尅，有难犯之色”，性格刚烈、正直，令人难以冒犯，比之通常的“温柔和顺”，这样的描述很少见。

弘农郡君杨氏的墓志由其二哥和三哥执笔。兄长们的回忆中有一个动人的细节，说杨氏幼时圆润秀丽，又机智敏锐，叔父京兆尹很疼爱她，常将她捧在手上与之玩耍，一日路过门口时不小心伤了她的头，杨氏很疼，却还是佯装笑容。叔父见之，心疼又惭愧，从此对她更加宠爱。

历史学家姚平在《唐代女性的生命历程》中写道，在其统计的1560篇唐女性墓志铭中，有1230篇为已婚妇女。其次是包含了女尼、女道士的未婚女性，再之后是宫女。

值得一提的是，与唐代前后的社会相比，唐代母亲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非常高。一个标志是，武则天提出“请子父在为母服丧三年”，意为若母亲去世，即便父亲还在世，孩子还是要为母亲服丧三年。而在此之前，父在，子仅为母服丧一年；无论母在或不在，若父亲去世，子都要服丧三年。陈弱水因此说，唐代存在着一种“女性主义的冲动”。

例如周氏在其夫曹因的《曹因墓志》中提笔写道，丈夫“三举不第，居家以礼义自守”，最终却死在了去长安领官的半道上。朝廷公卿、乡里邻人无不叹息，而周氏却“独不然”，她有自己的看法：丈夫虽死，但家里有田地，可以奉养亲人，屋里有书籍，可以教养儿子——“何忧喜之有哉”（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更不同寻常的是，和其它女性墓志铭常有的描写顺从丈夫、丈夫死后妻子痛苦得要追随丈夫而死不同，周氏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心绪——“归公八载，恩义有夺”（嫁给这个男人八年，却一直被忽略，丈夫对不起夫妻恩义）。

常见的标准是守礼合宜，贤良淑德、仁慈温良亦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唐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公女子书墓志》记载，京师发生瘟疫，子书的兄弟姊妹接连染病。子书前去探望，“忧劳内侵”，不到十天，就去世了。

不单是林徽因，以墓碑为载体，能读到很多不同年代女性的故事，因为在古代，女性难入正史。很多女性的生平被一划一划地刻在墓碑上，是为“墓志”。

比如天宝年间，郑氏执笔为她的丈夫写了墓志，文辞典雅，情真意切。而郑氏死后与丈夫合葬，二人的墓志铭被同时发掘出来。对于郑氏突出的文才，她的墓志铭中却只有一句“才为女师”（才华能做教育妇女的女教师），便更无具体描写。

而被套话所折叠的人生经历，又何尝只有郑氏？在数十篇墓志中，我们读到很多女性在丈夫死后的漫长余生，仅用“孀居教子”一词来概括，但她们究竟克服了多少困难险阻，已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