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先发优势。中国较早布局新能源相关行业发展，将其视作“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一环，连续十几年为相关行业提供政策指引和研发支持，形成了技术领先，生产效率和产业链集成度也随之不断提高。

澳洲10分冠军计划美国又造了个话语陷阱——说中国“产能过剩”。这么多年，都是美国出牌，中国应诉。不过没事，中国人讲究后发制人，从来也没输过理。

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假设所有已宣布“净零”承诺的国家按时履行承诺，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即使按照当前全球新能源产能增长速度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需求，更遑论实现减排承诺。

欧盟也不甘落后，一边以“不公平补贴扭曲市场”名义发起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为可能征收追溯性关税作准备，一边却相继发布《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净零工业法案》等多项支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仅2022—2023年间对新能源及其相关产业、研发的支持总金额就接近400亿欧元。

其次，相比供应不足，价格过高是普及新能源产品的更大障碍。还是以新能源车为例，即使美国为每辆电动车提供高达7500美元的补贴，其平均售价仍高于其国内燃油车价格水平，新能源车渗透率只有9.3%；欧洲新能源车需求自去年底放缓，渗透率长期徘徊在20%左右，奔驰甚至推迟了2030年全面制造电动车的计划。

美西方鼓吹“中国产能过剩论”的一个论点是，中国对外低价倾销新能源产品导致市场扭曲，损害他国经济。但事实证明这一论点根本站不住脚，只能进一步暴露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虚伪。

一再偷换概念。美国利用自身舆论霸权不断扭曲中国经济叙事，抹黑中国产品及企业。一方面泛化“国家安全”内涵，起重机、智联汽车都成了“间谍武器”；另一方面歪曲“产能过剩”定义，从钢铝、陶瓷、造船等逐渐扩大到新能源产业等高新科技，最近还启动了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次次剑指中国优势产业，遏制打压中国发展、为本国制造业回流制造空间的意图昭然若揭。

中国出口新能源产品，不仅丰富了全球供给，缓解了通胀和能源压力，也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人说到做到，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对地球未来的强烈责任感。

美国想实现“再工业化”，但打压别国显然不是办法。当前，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水平仍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企业也一再推迟在美建厂计划。与此同时，一系列歧视性补贴背后毫不遮掩的“美国优先”色彩也引起了美国盟友乃至世贸组织的反对。

一再公然双标。美国围绕新能源汽车、电池、氢能等产业接连出台歧视性、排华性补贴政策，仅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中对能源安全及气候转型的投资就高达3690亿美元，公然违反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甚至加剧了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不良竞争。

产能过剩(overcapacity)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字面意思就是特定行业的生产能力超过了市场需求，造成供大于需的不平衡现象。

三是市场优势。中国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样在新能源领域发挥作用。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50%来自中国；全世界新能源汽车销量1428万台，中国市场独占63.5%。

首先，全球新能源产品不是严重过剩，而是远远不够。近年来，美欧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纷纷削弱或推迟本国减排承诺，致使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困难重重。

最后要说一下，中国“新三样”的产能虽高，但目前优先保障国内消费，没有大规模对外输出。比如，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总销售量为949.5万辆，本土销量占87.3%，出口量仅为12.7%，其中外商独资企业特斯拉还要占到30%左右；与此同时，德国、日本和美国汽车出口率分别高达80%、50%、25%。被欧盟纳入反补贴调查对象的三家新能源车企，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合计仅为1.1%。此外，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平均售价超过3.1万欧元，是国内价格水平的两倍，与“低价倾销”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再次，美欧要求中国承担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地位的减排责任，却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对全球减排的贡献“选择性失明”。202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国内二氧化碳排放约22.6亿吨，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为全球其他国家减排二氧化碳约5.73亿吨，合计减排28.3亿吨，约占全球同期可再生能源折算碳减排量的41%。美西方一边频频爽约应对气候变化援助，一边谴责中国“低价倾销新能源”，实质上无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拥有享受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赶上绿色转型趋势的权利。

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典型代表就是新能源产业。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出口破万亿元，但这与其说是“产能过剩”，实际是“实力过劲”的表现。中国新能源产品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综合优势的坚定支撑。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钢铁产业面对国内需求结构性下降和日本、德国等新型钢铁大国的崛起，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美国政府频频出台限制进口价格、反倾销调查等贸易保护措施，以维持本国钢铁产业发展，却不能改变其技术落后、成本高企的事实，反而推高了上下游产业成本，最终没能阻止钢铁产业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走向衰落，成为“锈带”的一部分。

按照“产量大、出口多就是产能过剩”的美西方逻辑，耶伦恐怕回答不了这几个问题：美国大量出口大豆、牛肉、玉米等农产品，2021年玉米产量超3.8亿吨，出口量占全球总量25%以上，是不是产能过剩？

丁仲礼院士几年前就神预测：“西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就是在放空炮，你以为它们会真减排吗？咱们走着瞧。中国是正儿八经要做的，因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说了要算数。他们是党派政治，换来换去，新官不理旧账。”

一再嫁祸中国。今天美国经济与就业的问题完全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的制造业空心化，但美国政府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为名挥舞保护主义大棒，阻止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企图转嫁失败责任，还利用“同质竞争”“市场争夺”等话术，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拉拢欧洲等第三方加入其“反倾销联盟”。

二是配套优势。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强大的产业配套覆盖原材料供应、零部件制造、整机装配和售后服务等新能源产业各个环节。一家新能源汽车整车厂可以在4小时车程内找到所有配套零部件供应商，大幅降低了企业的采购成本。

从20多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十年来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产能过剩”的指责总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阴魂不散。

难道要停滞互利合作和技术发展，原地踏步等待别人赶超，才符合美西方政客口中的“公平竞争”？难怪法国企业家贝特朗说，美国人要求中国解决“产能过剩”，就如同要求“飞人”博尔特跑慢一点，因为自己跟不上他。

美国全球输出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推广所谓“民主”，多国颜色革命背后都有美国的资助、策动甚至直接介入，又是不是“产能过剩”？

如今，顶着“经济学家”光环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入仕后也不得不背离了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最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政治化“产能过剩”这一经济学概念来服务遏制打压中国的政治目的。

四是人力优势。当前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2.4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4年，“人口红利”正向“人才红利”转化。不少跨国企业明确反对“去中国化”“对华脱钩”论调，原因之一就在于难以找到和中国类似的高素质劳动力市场。

产能过剩本是个经济学概念，却被美国伙同其盟友一再政治化、工具化，企图让中国削减产能“自废武功”，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剥夺中国正当发展权利，把中国永远压制在价值链底端，最终目的依旧是维护其霸权。

这就是美西方的“规则”：将汽车、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行销全球，同时享受着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时，他们就大谈自由市场和国际分工，还对中国的“环保问题”指指点点；眼看着中国的新能源产品日新月异、造福全球，他们又给“中国制造”扣上“倾销过剩产能”“特洛伊木马”的帽子，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如果“绿色产能过剩”真的存在，那么美欧又何必费尽心机扩张“过剩”产能？当美欧指责中国“作弊”“采取非市场做法”时，它们说的是中国还是自己？归根结底，美西方政客的强词夺理盖不住他们惧怕公平竞争、惧怕中国崛起的纠结和焦虑。

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说，美国的对华态度基于傲慢、肮脏和幼稚三个特性。傲慢在于，认为自己统治世界，中国经济怎能如此成功；肮脏在于，通过各种手段阻止中国进步；幼稚在于，天真地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会认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如此显著的产业优势，都是靠长期投入科研创新的真本事获得的，是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塑造的，是国际分工和市场需求的结果，不可能靠政府补贴形成。而这种符合市场需求、体现发展潮流的优势，在美西方眼中却成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通过禁令和关税，美国确实“成功”将一些中国产品拒之门外，换来的却只是本土企业和消费者更高的成本负担。穆迪评级公司就曾指出，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92.4%的成本。看来美国是忘了当年钢铁产业保护主义措施的教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与此同时，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渗透率已达31.6%，我们每卖出3辆汽车，其中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打压遏制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只会增加全球绿色发展成本，降低全球绿色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