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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嘉兴，市人社局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提高女性生育支持，改善女性就业环境的建议》时坦言，嘉兴虽通过法律、政策、培训和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致力于提高女性的就业率和职场地位，但是女性总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尤其在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背景下，生育适龄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利和劳动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不足。下一步，我们将结合代表提出的建议，通过政策支持和社会服务的改善，提升女性在生育和就业方面的支持，同时促进整体就业环境的优化。

积极落实生育休假制度，保障职工生育权益和健康权，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促进公平就业和职业发展。充分发挥集体协商作用，推动落实女职工生育福利待遇和休假制度。进一步引导女职工较多的企业进行专项集体协商，倡导设置对提升职工工作积极性和生育意愿有益的条款，如根据女性员工在孕检期、哺乳期、养育期等不同阶段的特殊情况，设置合理的、有针对性的弹性工作制度，在保证员工按时完成规定工作任务或固定工作时长的前提下，给予员工更加灵活、自主选择工作时间的权力；

上述提案呼吁，应加强职业女性反歧视保障与就业公平措施。规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招录行为，保障妇女存在平等的就业机会，有效降低企事业单位对于未婚女性、已婚未孕女性、怀孕女性的歧视。要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尽可能消除职场上的性别歧视现象。重视提高产后女性重返职场的能力，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贷款免息和税费减免等方面政策支持，降低“生育惩罚”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永嘉县卫健局分析，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全县的生育水平面临下行压力，包括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已婚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初婚人数减少、生育意愿下降、社会家庭经济及疫情影响等，影响生育意愿下降主要受生育成本、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婚育观念、孩子照料等因素影响，加之现阶段普惠托位供给不足、托育价格居高不下，婴幼儿缺乏照料，工作压力大，职业发展等都压制了再生育。生育观念发生改变，受教育时间延长，“婚教养”经济成本增加，生活社交范围限制等，导致婚育年龄推迟明显，随之体现为生育率降低。

澳客app下载“全县户籍育龄妇女人数呈逐年减少趋势，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的持续减少将对我县未来人口出生数量造成较大影响。”

在生育意愿调查问卷中发现，约半数（48.94%）未婚未育女性希望只生一个孩子，35.17%选择完全不生育，15.02%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三孩及以上的占比仅为 0.87%；

在永嘉县所开展的工作中，《永嘉县户籍人口一次性生育补贴发放办法》自2023年12月22日起实施，2023年12月25日起可在浙里办正式申请办理，对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2022年9月24日（含当日）起分娩的对象），生育一孩的予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元；生育二孩的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生育三孩的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

“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传统的育儿观早就被年轻人视为封建，被全盘否定。而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而导致经济压力大、降低目前的生活品质也是其放弃生育或再生育的主要原因。

“育龄女性作为生育的主力军，其婚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选择已成为决定未来宁波人口出生率的关键因素。”其中，宁波市镇海区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148号提案披露，在宁波市育龄女性婚姻及生育意愿调查问卷中发现，超过半数女性（55.72%）认为婚姻可有可无，结婚不一定是人生必选项；有5.93%明确认为人不需要婚姻。教育程度与婚姻认同度成反比；

县卫健局指出，2016年全县户籍出生人口总量虽有所增长但未达预期，2017年起全县户籍出生人口总量持续下降。2016-2023年永嘉县当年户籍出生人口分别为：12862，11788，9199，7784，5996，4758，3711，4309。三孩生育政策实施（2021年）后未出现如期效果，总体情况反而进一步下降。

截至今年6月18日，永嘉县财政已下达2024年第一批一次性生育补贴通知，共计补贴金额6455000元，其中2023年第4季度批次审核通过2427人，补贴金额3795000元，2024年第1季度批次审核通过1677人，补贴金额2660000元。截至7月底，2024年第一批一次性生育补贴已全部发放完毕。2024年第二批一次性生育补贴（即2024年第2季度批次1168人一次性生育补贴1869000元）已完成相关工作流程，现等财政资金下拨到位后即开始拨付。

在女性合法权益的保障上，据当地介绍，县妇联深入落实《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岗位；提供12338维权热线服务，为孕期女性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渠道，提高妇女群众依法维权能力；打造全县首家巾帼共享直播间，为永嘉女性提供共享直播平台，与人社局、民政局联合开设了巾帼云创训练营6期，设计涵盖短视频制作、内容创作、运营技巧、吸粉引流等专业课程，培训妇女约300名，助力妇女家门口创业就业。

永嘉县还通过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母婴室提质培优工程来建设育儿友好型社会。截至2023年底，全县已备案提供托育服务托育机构（包括幼儿园托班）共110家，总托位数达3762个，每千人口拥有婴幼儿照护设施托位数4.3个。截至2023年12月底，全县公共场所已建成四星级母婴室31处，标准化配置率达到100%。

其中包括：积极优化“浙有善育”改革，研究出台区分生育“一孩”和“多孩”制定的不同城乡居民医保补贴政策，降低少儿缴纳居民医保的缴费标准，切实减轻生育多孩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负担；同时建议省医保局出台政策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生育保险报销范围，切实减轻借助辅助技术生育人群负担，强化对参保女职工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的保障。关于建议中提到的探索通过税收调节政策分担企业的用工成本，由于税收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家层面，该市将在调研基础上积极向国家反映情况；

另外，嘉兴还将坚持“日常巡视、专项检查、举报专查”的监察执法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规范劳动用工和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督促用人单位遵守有关招聘信息不得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等规定，争取彻底杜绝违反女职工特殊保护要求违法行为的发生，全力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营造女性公平就业良好氛围。

积极整合资源，根据职业变化需求和妇女从业人员特点，为全职妈妈、待业妇女、困难女职工等就业群体实施电商直播、收纳编制、美妆美食等有针对性、实用性、有效性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提高妇女从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大力推广南湖区“妈妈零工”服务模式，引导餐饮、美容美发、婚庆等行业企业开发更多灵活就业岗位，搭起女性家门口就业“新桥梁”。进一步放宽创业担保贷款和贴息申请条件、扩大申报对象，降低贷款利率、加大贴息力度，充分发挥金融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重要作用。

近日，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卫生健康局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透露，三孩政策出台前，永嘉县对本县生育管理的20至44周岁已生育二孩的100对已婚有偶育龄妇女开展了生育意愿抽样调查工作，调查显示，100对调查对象，其中有5对夫妇明确意愿生育三孩，占总调查对象的5%；有95对夫妇明确不再生育三孩，占总调查对象的95%。育龄群众生育意愿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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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涉案的另外3名被告人中，2人被判无期徒刑，1人被判刑十年。

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围绕“梅姨”一事，10月25日他与增城警方办案负责人电话沟通了一个多小时。该负责人说，他也相信“梅姨”是存在的，侦破此案的最大难度是案发时间已过去太久，但警方会重新梳理研判，继续调查和寻找“梅姨”。

“这两个孩子的家庭位置，相距只有2公里左右。”汪挺告诉澎湃新闻，钟彬当年被拐卖至广东河源市紫金县，而欧阳佳豪的买家位于与紫金县交界的梅州市五华县。

“钟彬父亲大概是9月3日联系我的，把孩子照片传给我，9日那天就有了突破。”汪挺介绍，他在与广州增城警方对接过程中，得知同案另一个被拐儿童欧阳佳豪也未找到。他拿到相关资料后，通过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在9月9日上午找到钟彬的高度疑似对象，当天中午又发现了欧阳佳豪的疑似对象。

儿子失踪后，欧阳国旗夫妇向公安机关报案。2016年警方抓获张维平。到了2024年5月，“梅姨”案9名被拐孩子已找回7人，只剩下欧阳佳豪、钟彬2人仍杳无音讯。

澳客app下载“佳豪长得比我高一点，眼睛像他妈。”10月25日，欧阳佳豪的父亲欧阳国旗告诉澎湃新闻，9月20日他从湖南赶到广州增城，与失散19年的儿子相认。这一天与亲生父母团聚的，还有另一名被拐孩子钟彬。

汪挺将钟彬、欧阳佳豪的疑似对象信息传给广州增城办案部门后，警方提取了疑似对象的DNA。经过DNA比对，两名疑似对象确定为钟彬、欧阳佳豪本人。

欧阳国旗是湖南省宁远县人。2005年，他带着家人到广州增城务工，租住在仙村镇上镜村一处民宅。平日里他到工地干活，妻子欧阳春玉在出租屋内带孩子——3岁的欧阳佳豪。

2020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的李光日向媒体表示，国内多地群众举报的“梅姨”线索经核查后均被排除，“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据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张维平拐卖了包括申聪在内的9名男童。这些孩子当时最小的1岁，最大的3岁。张维平等人的作案地点，分别位于广州市增城区、黄埔区和惠州市博罗县，拐到的孩子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一带。

2019年11月，警方找到此案的两名被拐孩子陈前进、杨佳鑫，三个月后申聪被找回；2020年7月和2021年9月，朱清龙、邓云风和李成青被分别找到；2024年5月，警方找回了刘鹏；2024年9月，钟彬、欧阳佳豪与亲生父母相认。

钟彬的父亲钟丁酉是江西省南康人。2004年12月，钟丁酉带着家人在广东惠东县务工，当时1岁的钟彬被一名男子抱走——这名男子正是张维平。据其归案后供述，他当年抱走钟彬后，坐汽车去了河源紫金县与“梅姨”见面，将孩子卖给一对夫妇，获得12000元。他给了“梅姨”1000元。

“梅姨”到底是谁，来自哪里？张维平曾向警方提供一些线索：2003年的“梅姨”接近50岁，身高约一米五，短头发，会讲白话；可能曾经居住在增城的何屋村、鸡公山村一带；与韶关市新丰县的人经常联系；在河源紫金县黄砂村有过一个男朋友……

拐卖欧阳佳豪、钟彬、申聪等9名孩子的主犯张维平，已于2023年4月执行死刑。据张维平生前供述，他先后拐走9名男孩都是通过“梅姨”联系买家。此案由此被称为“梅姨案”。

这起全国关注的拐卖儿童案由广州增城警方侦办。此次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发现欧阳佳豪、钟彬线索的，是南昌铁路公安局庐山车站派出所的民警汪挺。

归案后的张维平供述，当年他把欧阳佳豪带到村外，坐中巴车去增城，在“增城十车队旁边的斜坡”与“梅姨”见面，然后一起坐汽车去了河源市紫金县，在当地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梅姨”带他来到“附近的一条河边”，见到一对30多岁的夫妇。

10月26日晚，接受澎湃新闻电话采访的欧阳国旗介绍，他和妻子9月中旬接到广州增城警方的通知，赶到增城与儿子欧阳佳豪见面认了亲，一起吃了饭。此后他和妻子返回湖南老家，儿子继续留在广州务工。

“真的非常感谢汪警官，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钟丁酉告诉澎湃新闻，9月22日下午，他在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分局见到了失散20年的儿子钟彬。当日，欧阳国旗夫妇也在增城与儿子欧阳佳豪相认。

2017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梅姨”的模拟画像，向社会征集线索。该通报称：绰号“梅姨”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真实姓名不详，现年约65岁左右，会讲粤语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2019年3月，山东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应邀来到广东，在紫金县与“梅姨前男友”彭某见面后，绘出了“梅姨”的模拟画像，还通过电脑生成了更“逼真”的彩色画像。

“这两个孩子的家庭位置，相距只有2公里左右。”据汪挺介绍，钟彬当年系被拐卖至河源市紫金县，而欧阳佳豪的买家位于与紫金县交界的梅州市五华县。

申军良是河南省淮阳县人，2005年他在广州增城一家企业务工，和妻子、儿子租住在石滩镇沙庄。当年的1月4日上午，申军良在公司上班，2名男子闯进其出租屋，绑住申军良的妻子，强行抱走了1岁的申聪。

那位“四川人”，正是屡次拐卖儿童的贵州人张维平。“那时他经常来我家套近乎，还会买东西给我儿子吃。”欧阳春玉在案发后回忆。

当年5月26日，欧阳春玉在屋内做家务，儿子在门口玩耍。约过了一个小时，她到门口叫孩子，发现孩子不见了。她跑出去打听，才知道儿子是被邻居“四川人”带走了。

代理申军良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律师刘长曾告诉澎湃新闻，他查阅案卷并参与庭审后，觉得张维平、彭某等人关于“梅姨”的描述，与这一系列拐卖儿童案件的诸多事实能互相印证，“我个人相信，‘梅姨’是真实存在的”。

据张维平供述，2003年他因拐卖儿童罪刑满释放后，租住在广州增城石滩镇，经人介绍认识了“梅姨”——据说是给人做媒的“红娘”。在警方的询问笔录中，以及在法庭接受法官询问时，张维平都供称，他拐卖9名孩子均是通过“梅姨”找到买家，完成交易。

“他们问我这个小孩是怎么来的，我骗他们说是和我女朋友生的。”张维平供称，当时他将欧阳佳豪卖给那对夫妇，得到13000元，他给了“梅姨”介绍费1000元。

作为一名“90后”的铁路民警，汪挺近年来在大数据人脸识别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帮助不少失亲家庭找到亲人。10月25日，汪挺向澎湃新闻介绍了寻找钟彬、欧阳佳豪的过程。

2017年7月，申军良找到山东省公安厅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曾帮美国警方画出章莹颖失踪案嫌犯画像的林宇辉，帮申军良画出了申聪13岁的模拟画像。看到希望的申军良再赴广东再贴儿子画像和寻人启事，悬赏10万元征求线索。

根据警方的调查，申聪被拐那一天，有4人参与作案——2人进屋抢走申聪，2人在楼下“放风”接应。其中的周容平夫妇系申军良租房边的邻居。申聪被抢走后交到了“人贩子”张维平手上，由其卖到紫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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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了原审被告人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上诉人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

裴瑞彤认为，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在指导司法实践方面，为法官在量刑时提供了具体参考案例，有助于统一裁判标准。此外，这也会促使执法机关更加重视该类犯罪行为的侦查与预防工作，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措施，从立法、执法和社会服务等多方面完善儿童保护机制。

“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拐卖儿童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法律对这一违法犯罪行为始终秉持零容忍态度。”付建说，此案对犯罪分子具有极大威慑作用，有助于加强法律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让公众更加关注拐卖儿童犯罪问题，推动全社会共同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

蔡元培表示，余华英伙同他人长期多次拐卖儿童共计17名。她的行为造成多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有的父母抑郁而终，有的家庭妻离子散，很多孩子终生都无法再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认，造成的后果严重，且社会影响恶劣，符合刑法中拐卖儿童罪可判处死刑的情形。

李宝莲说，根据相关规定，在执行死刑前，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应当对罪犯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并制作笔录，再交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罪犯人格的行为。执行死刑后，应当由法医验明罪犯确实死亡，在场书记员制作笔录。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执行死刑后十五日以内将执行情况，包括罪犯被执行死刑前后的照片，上报最高人民法院。

在付建看来，一般来说，二审法院的审理期限为两个月，对于余华英这类复杂的案件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延长，“死刑复核程序的时间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关注度较高、较为复杂的案件，死刑复核可能要经历数月甚至数年时间。”

李宝莲表示，我国法律对死刑执行时间的要求十分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七日以内交付执行。如果超过七日而未执行的，执行令作废，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重新签发死刑执行令。

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加重处罚的特定情形下有：拐卖集团首要分子；情节特别严重的；情节特别恶劣的；奸淫被拐卖妇女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李宝莲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上诉，若该案件在重审发回之前，原审是第一审的，应按一审程序审理，重审后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原审是第二审的，重审发回后应按第二审程序审理，重审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不能上诉，但可以依法申诉。

为何余华英能继续提出上诉？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宝莲表示，余华英在重审一审宣判后能继续上诉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两审终审制，重审后作出的判决或裁定仍然属于一审判决，并不因重审而变成终审判决。

她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诉期限因为判决和裁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对法院作出的判决不服上诉期限有10日，而对法院作出裁定的不服上诉期限仅有5日，均是从接到判决书和裁定书的第二日开始起算。“本案中，余华英可以从接到判决书次二日开始起计算10日的上诉期，上诉至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由贵州省高院进行二审判决，最终如果维持死刑判决后，案件将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李宝莲说。

澳客app下载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蔡元培认为，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其判决必须极其严谨，不仅要查明事实真相，确保量刑准确，也要对受害者负责。因为余华英拐卖人数多少，这涉及被拐卖人的赔偿和救助问题，公安机关需要解救这些被害人，被告人也要赔偿这些被害人。“如果被告人确实没有钱，我们国家会有一些专门的财政补贴，可以用来援助这些受到伤害的被拐人员。”

“发回重审可以确保案件事实经过更严格的审查，让所有被害人及其家庭都能从审判当中获得正义，能够救济更多的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和权益受到的侵害，也是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的体现。”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称，一般来说，发回重审后有可能维持原判，也有可能根据新的证据或事实改变量刑，但改变的方向不确定。

裴瑞彤称，会见一般在罪犯羁押场所进行。会见情况应当记录在案，附卷存档。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三日以前，应当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

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建议对余华英判决死刑。10月25日上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2023年9月1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就已经判处余华英死刑。2023年11月28日，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发回重审会改变对被告人的量刑吗？为何余华英能继续提出上诉？死刑执行流程是怎样的？余华英案的判决结果传递了什么信号？对此，记者采访了相关刑事诉讼方面的专家和律师。

裴瑞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发回重审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的，二审法院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罚，除非有新的犯罪事实并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处罚分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严重情况下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甚至死刑。

裴瑞彤告诉记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相关规定，第一审人民法院在执行死刑前，应当告知罪犯有权会见其近亲属。罪犯申请会见并提供具体联系方式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近亲属。确实无法与罪犯近亲属取得联系，或者其近亲属拒绝会见的，应当告知罪犯。罪犯申请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留下遗言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罪犯申请会见近亲属以外的亲友，经人民法院审查，确有正当理由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准许。

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裴瑞彤律师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当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时，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本案二审过程中，新发现了犯罪事实，发现余华英可能还有其他未被发现的拐卖儿童犯罪事实，这些新发现的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和核实。

“在余华英案中，重审后对被告人的量刑并未改变，仍然是死刑。但这一过程体现了司法系统对每一个案件、每一个犯罪事实的严谨态度和追求真相的决心。”裴瑞彤说。

FAQ

澳客app下载所谓“人情保”，通常指通过非正规渠道，利用人际关系或人情关系，使不符合社会救助条件的人获得救助待遇。包括但不限于虚报、瞒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等关键信息，以骗取救助资格的行为。

另据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融媒体中心10月8日消息，文水县民政局以集中整治困难群众救助领域违纪违法问题为抓手，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群众关切问题，重点纠治低保救助资金发放存在的“关系保”“人情保”及不精准等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共新增低保对象303人，特困供养对象77人；取消城乡低保对象1117人，特困供养对象95人。

“关系保”则指利用职权、地位或特殊关系，为不符合条件的人谋取救助待遇。具体表现为低保经办人员、村（居）委会成员、村（居）民组长等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将亲属、朋友、利益关系人纳入救助范围，或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权力影响为特定人员违规获取救助待遇。

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有近亲属在本人工作辖区内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也要主动申报备案。并在涉及其近亲属的入户调查、民主评议、审核审批以及年度核查等环节，应回避。

例如，来自福建泉州南安市民政局10月21日的消息称，根据省、泉州市工作要求，开展集中整治社会救助领域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综合治理工作以来，为筑牢社会救助兜底保障民生底线，解决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南安市民政局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群众关切问题，重点整治社会救助存在的“人情保”“关系保”问题。

例如，贵州省民政厅于近日印发《贵州省社会救助工作近亲属登记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近亲属进行了明确。凡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成员本人及其近亲属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均应实行备案管理。包括备案对象姓名、性别、工作单位、职务及分工；近亲属享受保障类别、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以及与备案对象的关系等。

在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县纪委监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保”“关系保”等问题，推动民政部门开展社会救助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全力守牢民生保障底线。

据甘肃纪检监察网10月16日消息，集中整治以来，全县共清退不符合低保享受条件392户1304人，新增低保对象553户1523人；新增特困供养45人，实施临时救助8批次，惠及困难群众2865人次；查处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等问题线索4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人。

“红星镇王桥社区一名困难补助领取人是社区干部亲属，请予以关注。”据《抚州日报》消息，今年6月，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对社会救助资金领取人员的信息进行比对时，发出了一条预警信息。经分析研判，工作人员将问题反馈至红星镇纪委。经查，王桥社区副主任徐某利用职务便利，隐瞒其亲属陈某退休职工身份，违规为其申请困难补助资金。徐某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最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有关违规资金予以收缴。这是东乡区纪委监委以大数据监督平台赋能整治“人情保”的一次有效运用。

按照低保审核确认细则的要求，通过省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对全市在保对象开展年度集中复核。各乡镇（街道）结合年度复核报告，组织人员对复核家庭开展全面走访，特别是针对复核信息中疑似问题，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核实对象的变化情况、家庭经济收入及家庭财产情况，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5月份以来，全市动态新增低保对象811人，退出低保对象1011人。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时，申请人应主动申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近亲属中有无低保经办人员或申请地村（居）民委员会成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后，对经审核符合条件拟纳入保障的单独登记备案，同时上报县级民政部门。县级民政部门则对单独登记备案的申请进行入户核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动态管理有关规定，也将定期组织对备案对象的入户核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及时清退。

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县纪委监委就大福镇某村支书肖某违反群众纪律，在申报农村低保过程中优亲厚友问题下达党内警告的处分决定。据人民网－湖南频道今年10月报道，为了帮助弟弟申报低保，肖某隐瞒其在外务工事实，并在家庭收入一栏填写明显少于真实家庭收入的数值。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发文分析，“关系保”“人情保”问题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公职人员利用在低保信息填报、资格审核等环节中的职务便利，将低保金当成自己亲朋好友的“摇钱树”。

文水县全面排查“人情保”“关系保”，追缴违规领取资金。县民政局落实社会救助对象近亲属备案制度，并对备案对象开展了全覆盖入户调查。同时，我局通过与司法、法院、疾控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上级部门反馈疑点，发现死亡人员、服刑人员及其他违规领取救助金问题13条，追回违规领取资金30531.5元；发现特困照料人未按协议履行照料义务问题1条，追回照料费14100元。

南安在“人情保”“关系保”问题的排查整治过程中，将社会救助经办人员和村干部及其近亲属享受低保的对象实行备案制度。组织乡镇（街道）共同开展核查，重点核查这些对象的收入支出情况，家庭财产情况，在申请、审批、动态管理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关系保”“人情保”的问题。经过前期摸底，目前全市申报备案的近亲属20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