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探究比较中西医学的不同，提出中西医汇通的观点。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医学成体系传入中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诞生。“乾嘉学派”集大成者俞樾及其弟子章太炎对中医古说的训诂考据倾注了大量心血。章太炎提倡“融会中西，更造新医”，写成的《菌说》《原人》《原变》等文章，充分体现了中西医汇通的思想。他主导的中西医汇通教育不以一方一法的个人经验为传授依据，而是注重培育学生中西医汇通的思想和方法。深受其影响，陆渊雷、徐衡之和章次公均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大家。恽铁樵在《群经见智录》中提出的“脏腑虚化论”学说，更是对此后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并为现代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埋下伏笔。

李文伟：“阴阳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是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石。人们往往对“阴阳五行”学说存在神秘感，对其科学性存在疑虑。但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既非玄学，亦非哲学思辨，而是具科学内核的总结。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揭示生物节律分子的三位科学家，让中医学界猛然醒悟。《内经》逾五分之一篇章在讲述生命节律性问题，但近代以来，这部分多被人当成玄学。实际上，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描述了人体有规律变化的节律性，其终极依据就是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对人体及人体生存环境的影响。

“行”字的古意没有元素或类似元素的含义；“五行”代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属性。可中国学者在将“五行”学说翻译成英语时，译成“五种元素”(Five elements)，造成认知上的偏差。

剥去附会在“阴阳五行”上的玄秘外衣，可以看到其科学内核：地球与太阳的关系直接影响自然界的物候变化。太阳照射地球，被太阳照亮的地方称之为“阳”，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称之为“阴”，这便有了“阴阳”。上古时期，一年被分为首尾相连的五等份——五季，形成木、火、土、金、水的轮转规律，这便是“五行”。“阴阳五行”的节律性变化，实际是地球的自转及围绕太阳的公转形成。中国自古就有天文物候的官方观测活动，人们用圭和表度量一年中太阳照射点移动的变化，结合物候产生了“时令”概念，形成了“二十四节气”，是精确测量的结果，具有科学性。没有系统的天文物候观测和测量，不可能产生类似“阴阳五行”这种刻画自然界节律性的学说。

杏彩平台登陆对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足，以及现代医疗体系和社会价值观所造成的冲击，使得中医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但中医和西医并非完全割裂。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副院长、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文伟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现代生命科学的视角重新阐述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对中医与西医关系表达独到见解。

李文伟：我们可以把医学研究分为巨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巨观是人体外的自然生存环境，中观指的是肉眼能够观察的人体结构和现象，微观是肉眼难以观察到的人体结构和现象。

当时西医质疑中医的一个核心点是中医的“脏腑学说”与近代解剖学不相符。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医界无人应答，直到恽铁樵先生在《群经见智录》作出回答，明确提出中医“脏腑”不是血肉的脏腑，而是以“四时”气化为特征的脏腑，成为以功能单位阐释中医五脏六腑实质的开端，但仍未能真正弥合中西医之间的鸿沟。

李文伟：中医、中西医结合药物研究，往往从对中草药传统认知出发。比如：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开发，研究的源起是中医专著《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西医也从植物、动物中研发药物，如：红曲中的洛伐他汀、石蒜中的加兰他敏等。

生命不仅依赖分子间强相互作用带来的生物学效应，也依赖弱相互作用形成的超分子聚合物和相分离带来的生物学效应。很多学者发现，中草药的粗提物具有药理活性，而提取出来的单体化合物却药理活性减低，这可能与超分子聚合物被破坏有关。近期，国际学者的研究可能预示着，中药超分子聚合物在进入人体细胞后，可能起到更关键的作用，目前还缺乏生物节律分子对相分离影响的研究。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会更全面和准确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将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完)

另一边，随《泰西人身说概》传入中国的是维萨里建立的解剖学，中国的学者据此校订了古代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但对中医脏腑学说几乎没有影响；显微镜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太晚，但也未为中医学者所采用。在医学进入微观研究的时代，中医学选择停留在门外，中西医之间的认知鸿沟由此产生。

中外早期医学发展都是从中观开始的。古希腊医学是西方医学的源头，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火、水、气和土四种元素构成的；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的：血属于火、痰属于水、黄疸汁属于气、黑胆汁属于土。这种理论构建模式与中医学理论框架建构方法十分相近。

李文伟：中医药学是科学体系，其发展首先要有文化自信，并准确地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核。基于天地巨观系统形成的中医理论和养生方法是具有优势的，认真分析中医理论衍生的命题，并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平台上加以阐释，不仅有利于中医学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科学体系的进步。

李文伟：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医学被称作“西医”，中国固有的诊疗方法等被称为“中医”。中医与西医在体系上完全不同。近代意义上“西医”的源头可能来自明末的西方传教士，邓玉函翻译的《泰西人身说概》就是西医早期传播的一部代表作。而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也凝结了国人的智慧和贡献。

事实上，中外医学交流从未间断。《神农本草经》所记录药材中有数种并非原生于中国。唐代《海药本草》里也收录了大量来自域外的药草。同样，中国的药材也传到了西方国家。比如，“土茯苓”在16世纪初传入欧洲，被称为“中国根”，因治好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久治不愈的痛风，风行欧洲四个世纪，西方近代解剖学之父维萨里在《中国根书简》中记述了其对“中国根”的研究。

然而，对中药而言，从中医药中开发出来的西药难以再归化到中药中去，尽管中药复方制剂研究具有中医特色，但借鉴单体的研究策略往往使得中药方剂的研究走入困境；而西方医学研究不断地将人体微观化，建立了各种体系，但通过分割分析方式研究得出的结论，倒推回去审视人的整体时，也会显得无力和苍白。

16世纪西方医学发生近代化变革后，西医逐步从中观走向微观。“细胞病理学之父”魏尔啸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细胞病理学说，至此，西医完成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在解剖学和微观研究两架“马车”的驱动下成为世界的主流医学。

16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西方医学从传统形态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分野。先有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一书建立了科学的解剖学学说，后有列文虎克发明的显微镜被引入医学研究，但同时代的中医仍保留固有的传统形态，两者之间的交融变得越来越困难。

西方医学可以借由相对具体的手段找到证据，比如：引入显微镜等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中医学提出的命题显然需要更复杂的研究手段，才能得到较为科学的解释，有些命题可能还要等到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后，才能找到科学的答案，比如经络存在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