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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杜正贤得知杭州凤凰山与九华山间发现古瓷片，随即率队发掘，发现龙窑、素烧窑等遗迹，出土了大量窑具。杜正贤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发掘情况，提出老虎洞窑址是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观点，得到业界普遍认同。

2003年，为配合杭州市万松岭隧道东接线(严官巷段)的道路建设，位于中山南路西侧的严官巷被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御街、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等重要遗迹。

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一猜测。因为这里长期有砖瓦厂的拖拉机来回取土，墓葬表面的泥土被碾压得非常坚硬，在挖掘过程中也没有发现盗墓的痕迹，应该没有遭遇过现代人的盗掘。

在考古第一线工作20多年，杜正贤共参与60多次考古发掘，发掘出几千件文物，主持的考古发掘项目曾5次问鼎考古学界最高荣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考古界的奇才”。

记者从首都博物馆获悉，本次展览的展品来自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12家博物馆及文博机构。展品极具古蜀文明特点，雄伟的青铜大立人像、充满神秘色彩的戴冠纵目青铜面具、璀璨夺目的金面具青铜人头像等齐聚大运河畔，展现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首都博物馆探索“展览+文创+文艺”策展新模式。开幕式上发布了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科幻微短剧《三星堆：未来启示录》，该剧将古蜀文明与未来科技结合，计划7月上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将推出“奇遇三星堆”VR展览(需单独购票)，观众可沉浸式感受古蜀文明魅力。“战国水晶杯是‘穿越之物’吗？”“南宋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千年御道有多宽？”……近日，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杜正贤的新著《唤醒沉睡的南宋》正式出版。该书是其考古自述史，以亲历者的第一人称视角系统梳理考古现场的大量细节，再现细致入微的考古过程，揭开历史谜团。同时，打破考古枯燥、冷门的刻板印象，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串联起考古过程的始终，引起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考古的好奇与兴趣。

1990年，杭州考古人员从半山地区的一块被看作“废地”的砖瓦厂中，挖掘出目前杭州最大的战国墓葬。水晶杯作为其中的瑰宝，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国(境)展览。

御街乃南宋皇帝朝拜之路，由香糕砖铺设，错缝侧砌、做工考究，分为主道和辅道，主道是皇帝专用，辅道则属大臣侍卫，中间以青石砖分割。

利赢国际棋牌中新社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 徐婧)首都博物馆计划今年起推出“中华文明起源”与“世界文明互鉴”两大系列展览。27日，两个系列展览首展“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开幕，265件(套)文物与观众见面。

由此基础上建设的南宋遗址陈列馆，如今可以真切看到南宋临安城里最繁华的御街格局。在陈列馆内，视线穿过近现代、明清、元代土层，直抵两米多深的南宋考古挖掘现场：桥堍桥墩、石砌水闸、房屋基址、道路水井……一目了然。

据记载，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生产宫廷专用御品，故称“南宋官窑”。与较早被发现的郊坛下官窑不同，修内司官窑迟迟未被发现，成为中国陶瓷史研究中的一桩悬案。

本次展览分为三大篇章，带领观众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发现三星堆”通过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过程，梳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解读三星堆”依托丰富考古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深入剖析三星堆文化的艺术成就；“定位三星堆”将三星堆置于四川文化序列和中华文明中，展现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

谈及水晶杯的主人，杜正贤表示，当时这座墓室内没有发现棺椁，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共34件，除战国水晶杯外，还有玉虎、原始瓷编钟等文物。学界现在更倾向于认为，墓主人应是公元前306年楚灭越后，楚国派到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

自1927年三星堆发现玉石器以来，三星堆遗址历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发现城墙、宫殿、祭祀等重要遗迹。经过考古人的努力，以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面貌日渐清晰，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发展增添重要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