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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青少年比农村青少年表现出更严重的网络偏差行为。”陈彦垒表示，这是因为城市青少年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但也因为中国目前的互联网文化以城市文化为中心，而农村文化的曝光率、吸引注意力率和点击率都较低。

“当个体在现实世界中遇到人际关系问题，互联网可能是其寻求解决方案的突破口。”陈彦垒表示，在现实世界中遭遇人际困扰的个体可能会试图在网络中满足自己需求，因此在现实和网络中表现出明显的双重人格特征。

在我国，网民低龄化已成为一大趋势。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等部门共同发布的《第5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未成年网民规模不断扩大。2018—2022年，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从93.7%增长到97.2%，基本达到饱和状态。

该团队发现，网络社会支持在遭遇人际困扰与网络偏差行为产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而网络道德能够负向调节网络社会支持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这意味着，现实的人际困扰会诱发网络偏差行为，网络的社会支持又会进一步加速网络偏差行为的产生。

网络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情感及交流中感受到理解和尊重，并因此而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程度。“大多数研究认为网络社会支持是心理健康的一个积极因素。”然而，陈彦垒团队的研究发现，青少年通常期望拥有自己的网络空间，那里充满了支持他们的追随者，这可能会鼓励越轨行为。

守信娱乐注册在网络用户低龄化趋势明显的当下，是什么导致了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3月下旬，记者从山东聊城大学了解到，该校教育科学学院教师陈彦垒及其团队对1120名中国青少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困扰和网络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增加青少年的网络偏差行为，而网络道德则可显著降低这种行为。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旗下《人文与社会科学通讯》上。

据了解，网络偏差行为包括网络欺凌、网络欺骗、网络滥用、网络攻击等网络环境中的不良行为；而网络道德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在研究中，陈彦垒团队发现网络道德对人际困扰与网络偏差行为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U型”的中介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对于道德水平高且人际困扰程度较低的个体，网络道德能够抵消人际困扰对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当人际困扰超过某一临界值时，网络偏差行为会激增，特别是在网络道德水平较高的个体中。这也意味着，道德对偏差行为的控制作用只在一定范围内有效。

“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更多。”陈彦垒团队的这一发现与国内现有研究的结论矛盾。之前，有研究认为，整个教育过程中，低年级学生比高年级学生表现出更高的越轨行为。陈彦垒认为，“与高中生相比，大学生的网络偏差行为更多”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高中严格控制手机的使用。然而，一旦他们进入大学，互联网无处不在，手机不仅给他们一种对世界的控制感，而且促进了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可能产生的对经验现实的重建。同时，父母、老师关注度不足和同伴之间的模仿都导致对网络偏差行为缺乏监督和控制。他建议：“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素养的培养应该提前在基础教育中进行，而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