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我们读到的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那封信中，邓老寄语挚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五十年后，当杨振宁再回忆起这句话时说：“当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共同途，今天我可以说，稼先，我懂你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现在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杨振宁回应的不仅是挚友的热切期待，更是一份将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的奋斗默契，是一份千里共同途的家国情怀。

“老胡，我明天还要动一次手术，来文我看了两遍，我觉得可以了。但最后一段要同星球大战，如激光，电磁轨道等高技术联系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思得：如果停了的话，那么你新的就上不去，还是回到原来的一代核武器，这样的话又粗又笨。所以邓稼先感到形势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紧急。

中国工程院院士 胡思得：我一拿到实验结果以后，这个结果很漂亮，我说感谢老邓，历代的中物院的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按照他定的方向在继续干，这是我们可以告慰老邓在天之灵的。

1996年7月29日，我国进行了禁止核试验前最后一次核爆试验。邓稼先和他的继任者们，把中华民族国防自卫武器的发展，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今年是邓稼先的百年诞辰，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举办的邓稼先生平事迹展上，展出了这封信：“振宁：关于你要打听的事儿，我也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此写这封信告诉你。”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2009年采访)：结果周总理亲自批，说是实际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讲法。所以邓稼先就给我写了封信。信上是说中国原子弹的发展，除了最开始时有少数苏联的帮助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的帮助。我第一次知道整个这件事情是中国人自己做的，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感情上的震荡，当时我泪流满面。

829cc.com今天这一封书信，“写信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收信人”则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两人是挚友，更都是足以彪炳史册的中国科学家。这封信不长，但杨振宁读后却受到极大震荡，甚至无法控制情绪，热泪盈眶。信里究竟写了什么？一起来看↓↓↓

这一张是1986年3月拍摄的，邓稼先用手比画着一个足球大的东西，大家注意看，衣服里面不是白衬衫，而是病号服，因为这是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当时邓老的直肠癌已到晚期，导致大出血。大量记者前往医院去采访他，问邓稼先“我们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有多大”，邓稼先就比画出了这样的手势回答大家。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杨振宁：我这一辈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知道中国被外国人欺负，那么现在咱中国人自己站起来了，自己制造出来世界最重要的武器，在我这一辈人的心理上有巨大的影响。第二个邓稼先是我的好朋友，从小就非常熟悉，他能够在整个中国的前途的发展上做这么大的贡献，对我当然有很大的影响。

跟时间赛跑，邓稼先在1986年4月完成了这份《关于我国发展核力量的几点建议》。党中央采纳了他和于敏共同提出的这份建议，此后，我国的核武器事业开始加快发展。

同样是在这封信中，邓稼先还和挚友杨振宁谈到了这样一个话题，什么是“人生的意义”，邓稼先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邓稼先写到，我想人生的意义就应该遵照毛主席所说的这句话去做。如信中所言，邓稼先将一生都献给了祖国。“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以邓稼先为代表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他们交出的答案，早已力透纸背，镌刻在白纸黑墨的字里行间。

“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这是邓稼先写给他的同事，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研制的于敏和胡思得的信。在这封信中，邓稼先提到了当时正在撰写的《关于我国发展核力量的几点建议》。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风传要禁止核试验。当时，他组织了一支队伍调研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发展，觉得中国的核试验必须加快步伐，如果国际上都停止了核试验，而中国的核武器水平还差距很大，之前的努力可能会功亏一篑。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直到1986年，国内才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邓稼先用一生践行了什么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前些年，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女士在整理邓老遗物和文书时，发现了这样两张照片。

写这封信的那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到新中国，在北京见到了阔别22年的老朋友邓稼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试爆成功以后，美国报纸上有传言说，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参加过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在1948年到了中国延安。1971年的那次见面，杨振宁好奇地问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中国人自己造出来的？是不是有别人帮忙？”邓稼先说要去研究以后再回复杨振宁。

而在这一张照片上，邓稼先用手比画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形状，其实这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大小。当时邓老的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他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