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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游戏体育下载官方网站近年来，随着青海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墓葬、甘肃武威唐代吐谷(yù)浑王族墓葬群等考古研究工作持续开展，学界对于在青藏高原北部存续了350余年的草原游牧王国吐谷浑的认识愈发全面、深入，不仅重新审视和认可吐谷浑为推动丝绸之路青海道兴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更将其兴衰发展史视作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缩影。

一部吐谷浑史，就是一部中国北方民族的迁徙和交融史。吐谷浑叱咤风云350余年，最终融入汉族、吐蕃等民族，其迁徙、兴衰正是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久必合”的真实写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鲜活例证。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和政权，吐谷浑即便归顺唐朝或被吐蕃征服，墓葬中依然包含鲜明的本民族文化元素，可见其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与坚持。

胡芳：吐谷浑政权兴起之时，河西鲜卑秃发氏也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建立南凉政权。秃发与吐谷浑同属鲜卑分支，且两个政权毗邻，但命运截然不同。南凉统治者穷兵黩武、四处征伐，国力不断消耗，最终存国仅18年；而吐谷浑王国招纳安抚周边部众，集中力量发展生产、积累财富，不断壮大国力、保持旺盛生命力。

其后，吐谷浑王国对外实行“联羌共治”“远交近攻”“倚一强而遏诸邻”等诸多举措，与多个政权都有交往，甚至相互通婚。例如，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发掘出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中记载的历史信息，生动反映出吐谷浑、西秦、柔然、西魏、东魏相互联姻的史实。隋唐王朝也都曾与吐谷浑联姻。

胡芳：维护和推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是吐谷浑人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从公元5世纪至7世纪，吐谷浑人在丝绸之路青海道上长期担任翻译、向导、护卫、代理等“中介者”角色，吐谷浑境内从青海湖向北、东、东南、西、西南都有畅通的交通路线。南北朝至隋初，丝绸之路主干道河西走廊因地方政权割据和战乱通行受阻，来往使者、商旅、僧人均取道吐谷浑，吐谷浑也借此机会发展与中原、江南、漠北、西域、西藏和南亚的贸易。从近年来青海海西都兰热水墓群的考古发掘看，吐谷浑政权灭亡后，吐谷浑道又继续兴盛了一个时期。

此外，史籍多次记载吐谷浑向南朝、西魏进贡“舞马”，吐谷浑所在的青海地区历来产良马，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青海骢”也是善于养马的吐谷浑人培育出的。吐谷浑向历朝中央政权遣使通贡，“以献为名、通贸市卖”，后与中原王朝在沿边选定地点开设互市，本质上是为了弥补牧业经济的不足而发展出的贸易关系。

胡芳：崇尚并广泛吸纳汉文化，是吐谷浑王国的一大特征。早在辽东时，慕容鲜卑就开始接受汉文化。吐谷浑建政后，“建官多效中国”，置长史、司马、将军等官职，形成国家的统治机构。在政治方面分封子弟、各族首领统管一方，与中原封建分封制本质相同。

胡芳：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出土文物以唐代特色为主，丧葬礼仪也按照中原执行，但还是保留了部分本民族丧葬习俗。青海海西一带的吐蕃时期墓葬，带有浓烈的吐蕃文化特征，却又与西藏地区典型的吐蕃墓不同。近年来，周伟洲、韩建华、仝涛等学者指出，这些墓葬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相关。

丝路“中介者”吐谷浑具备怎样的民族性格与文化心理？其兴衰发展史对当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有何启示？近日，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胡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答上述问题。

胡芳，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青海地域文化研究，独立、合作出版《土族社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草原王国吐谷浑》等著作10余部，主持2项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在报纸和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参与完成研究报告10余篇，科研成果曾获10次省部级奖励，曾获“2020—2021年度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2022年度‘昆仑英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荣誉称号。

甘青两地墓葬大致处于同一时期，呈现出吐谷浑文化的不同面貌，恰恰反映吐谷浑与其他民族相互交融的史实。吐谷浑被吐蕃攻灭后，部分王室投奔唐朝，其故地推行吐蕃化的政策与管理体系，留居在当地的吐谷浑部众渐渐融入吐蕃之中。

商贸业成为吐谷浑赖以生存的重要产业之一。吐谷浑人“事惟贾商道”“徒以商译往来”(《宋书》)，采取政策性措施保护商贸活动，甚至能够实行“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魏书·吐谷浑传》)的赋税政策。虽然身处环境严酷的高原，但吐谷浑人在长期商贸活动中，不断完善和密集交通路线，积累大量财富，同时形成广容博纳的文化心态和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民族性格。

利用东西方国际贸易中继站的区位优势，吐谷浑积极推行发展商贸、维护交通、友好对外的政策，努力营造利于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今天的各民族也要紧跟时代步伐，继续发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和包容和善的团结精神。(完)

胡芳：这些均从侧面反映了吐谷浑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贡献。吐谷浑可汗一改游牧民族“逐水草无城郭”的旧俗，在青海湖畔茫茫草原上建起伏俟城，与控制交通的目的有关；吐谷浑人利用黄河水道要冲处的狭窄地形，以岸边巨石和木材修成河厉桥，使黄河天堑变通途；他们将忍饥耐旱的骆驼作为交通运输工具大量养殖，青海海西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银质印章左半刻一双峰驼，表明骆驼在吐谷浑王国的重要地位。

吐谷浑人修城筑桥、改良畜种，都是为了进行丝绸之路青海道上的商贸活动。《南齐书》中将吐谷浑境内通往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道路称为“河南道”，又称“吐谷浑道”“青海道”，基本路线是从青海湖东岸向东南行，过黄河经今青海黄南、四川松潘到达成都，再沿长江南下到达建康(今江苏南京)。直到唐朝中期“青海道”依旧为世人熟知，李贺诗云“天含青海道，城头月千里”。

同时，历代吐谷浑君主都巧妙顺应形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召集抚纳周边部众和邻国百姓，保存自身、向四周扩张势力，直至成为西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强国，全盛时期地跨今甘肃、四川、青海、新疆的广大地域，东到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末，南抵今青海南部，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

吐谷浑历代君主拥护中原王朝，主动频繁地遗使上表、进献特产。如《魏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阿豺王曾登上西嵹(jiàng)山(今甘肃洮河上游)，望着白龙江水东流，发出“水尚知归，吾虽塞表小国，而独无所归乎”的感叹，表明对中原王朝的归属感。吐谷浑贵族子弟亦从小接受儒学教育，官员能识文断字。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攻灭，以吐谷浑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为首的王室贵戚投奔唐朝、在朝任职，俨然成为汉族士大夫，普通部众则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中逐渐融为一体。

胡芳：历史文献记载，吐谷浑原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公元3世纪末，由于部落壮大而草场狭小，吐谷浑与其弟慕容廆发生矛盾，从此率部西迁。彼时正值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的又一大分裂时期，匈奴、鲜卑、氐、羯、羌等北方马背民族建立了十六个小国家，吐谷浑部落在西迁过程中与很多部族抗衡较量，经过30多年的漂泊游牧与艰苦卓绝的迁徙，最终从内蒙古河套平原西渡陇山洮水抵达枹罕(今甘肃临夏一带)，约于公元329年正式建立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