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按周院长所说，“弹好钢琴”，发挥两边领导班子积极性，调动全所，全校的积极性。1996年，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广西大学通过了211预审，开始了211工程建设。我兼职这段时间，高能所的工作也没耽误，高能所几次评为中科院先进单位。1977年我辞掉广西大学校长职务，回到高能所，集中精力在研究所的工作上。

牛彩官网首页3d我第一次见到周先生是在1979年9月，我刚从丁肇中那里回来不久，高能所组织一个会议，让我作一个介绍丁肇中领导的Mark J探测器上发现三喷注即胶子发现证据的报告。报告前我发现有几位所外的人参会。有人告诉我其中那位戴眼镜，颇有学者风度的是周光召。我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知道他早期在粒子物理理论有所建树，是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发现者，以后又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设计中做出重大贡献。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有些惊奇。

作为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光召于1986年继谷羽之后兼任对撞机领导小组组长，全面负责工程的决策，协调工作。在他精心领导以及全体对撞机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10月16日对撞机实现正负电子对撞，标志对撞机建造成功，作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周光召功不可没。

周院长知道我报告的反响后说:这是BES在国际上第一次亮相，大家都关注你们了，你们要加油干，快出好的物理成果，并用他常说的“行百里，半九十”的话勉励我们。

三天后金属丝修好了，我立即打电话报告周院长，他听后很高兴，说不耽误工程进度就好。一位大领导，关心到如此具体，如此细致的程度，说明他深知细节有时会决定成败的道理。

1992年，我当选十四大代表，与周院长分在一个组。他对我说，现在强调市场经济是对的，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会有新局面。但同时也希望国家重视基础研究。于是他让我准备一下在小组会上发言，讲一讲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如何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建造成功的。在取得高能物理成果的同时，对撞机工程相应的技术有广泛的应用，对中国科技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他让我说清基础和应用的关系。我按此精神在小组会上作了十分钟发言。会下代表们很同意我发言中所述的观点。会下，中科院几位代表合影留念，记录下了宝贵的聚会时刻。

没想到几年以后，和他有更多的接触。那是我作为一名早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的建设者，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亲身体验到他的领导才能和决策能力，目睹了他为工程建设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我参加了第25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并在主会场做了大会报告，介绍BES探测器和其上取得的初步结果，讲了四十分钟，五分钟提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我的报告。接着大会执行主席，诺奖获得者B.Richter总结说，BEPC/BES用了四年建造成功，性能优良，现又得到了初步结果，值得祝贺。欢迎中国加入国际高能物理俱乐部。

他不仅抓工程建设的大事，也注意细节。一天很晚了，突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有人反映你们谱仪漂移室的金属丝有几根断了，是有这回事吗？会影响进度吗？我回答说：是的，漂移室有上万根作为电极及定位的金属丝，刚发现其中有几根断了，我们正在找原因并打开端盖维修，争取尽快修好。他听后放心了，并叮嘱我们工作一定要细心，防止事故的发生。

1995年，广西大学申请进入211工程。广西领导人希望我担任广西大学校长。他们与周院长沟通，周院长说郑志鹏任高能所长很忙，离不开。最后他们协商的结果是由我兼职。

本文作者郑志鹏：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和广西大学校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中国物理学会终身贡献奖获得者。20世纪70年代末，郑志鹏到德国在丁肇中指导下参加MARK-J探测器的建造。1984年参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有幸得到李政道先生的指导和支持。

还记得1992年6月，我正式担任高能所所长，几天后周院长找我谈话，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你这届最重要的任务是出物理成果，对撞机建造来之不易，建成后要出物理成果，否则对撞机白造了。还有，就是培养人才，特别是年轻人，要让他们挑担子，在实践中成长。他又问我，听说你爱人也在高能所？我说是，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一定要注意，不要让她掺合到所里的事务来。以后我一直按他的忠告做。两年以后我做所长述职报告，他也来了。会后他对我说，听群众反映你爱人只搞业务，不管闲事，很好。

在我报告一个半小时过程，发现听众席上的周光召很注意听。我报告后，提问题者有周光召。他问的几个问题至今还记得，如喷注如何在探测器中显示，三喷注是否共面等。可见他考虑问题十分细致，对实验很关心，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与一般的理论家不一样。这是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1990年在新加坡召开第25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他是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一天他对我说，现在BES性能良好，已正常运行，能否利用这个机会向大会介绍一下BES的建造和初步实验结果。我有点犹豫，不知这些初步结果能否能拿到大会上报告。他说试一下，这是一个把BES介绍到国际的好机会，你要好好准备，这个大会报告由你来做。在他努力争取下，大会安排由我在大会主会场上给一个45钟的报告。在听取BES同事意见后我认真做了准备，将我报告的透明片给他看，他一张张仔细修改，最后说就这样可以定稿了，我相信你会讲好。

1986年，我继叶铭汉之后负责北京谱仪（BES），与周光召接触机会多了。他非常关心BES建设的进度的同时，强调谱仪质量的重要。他勉励我们要建成一台具有优良性能的谱仪，并且做好准备，早出物理成果，出国际一流水平的成果。他常以某些国家加速器做的好，却物理没跟上的教训为例，让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他和李政道、叶铭汉、朱洪元等先生策划好，提前抓物理，在谱仪建设时期就召开各种物理研讨会，让大家了解到在BES上可以做哪些物理。

周光召自1986年-1997年担任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的中方主席。我从1988年起参加每年一次的中美合作会谈，亲眼目睹了周院长的极强的决策能力和协调能力。在会上，他与李政道先生配合极好，每次都能把中方所需的设备，器件，技术等问题，交由美国相应的实验室解决。将决定写在纪要里，下次会议检查是否执行。以前知道他曾在杜布纳工作过，俄语很好。现在才发现他英语也极好，能即兴发言，英语讲得流畅，发音准确。凭此，与美方沟通无障碍，谈判进行顺利。通过中美高能物理合作会谈这种形式，大大促进了BEPC/BES建造成功以及其未来发展。

于是1991年中美合作的BES国际合作组正式成立并顺利合作完成了陶轻子质量的测量。当我向周院长汇报此项成果时，他听后非常高兴，并说李政道先生已告诉他了，这个实验以极高的精度纠正了过去的实验偏大7,2MeV的错误，维护了轻子普适性的重大理论问题。

我很幸运，能遇上周院长这样好的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他超人的才华是常人学不到的，但他考虑问题深思熟虑，办事认真、严谨的作凤以及他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周院长在他的办公室和我长谈。他说你是广西人，理应帮家乡一下，把广西大学推上211。但你们对撞机建好后，正是要出物理成果的时候，你离不开。最好的办法是你辛苦一点把两项工作都搞好。关键是学会“弹钢琴"，两面都照顾好，发挥两边的领导班子集体作用。

1992年我任高能所所长，负责中美会谈文件的准备工作，每次周院长都亲自审阅重要文件，常常提出中肯的意见。在开会前后，他都会找我问及高能所的情况，包括对撞机，同步辐射运行如何，谱仪物理有哪些成果。在开会期间，一起工作，生活，感到他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如兄长，极好相处，与以前认为他很严肃的印象不同。

不久后周院长听了李政道和Panofsky（高能顾问）关于邀请美方物理学家参加BES的建议后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自然非常赞同，我说我们建造时得到美国朋友的支持，理应欢迎他们，何况他们在软件及物理分析上有很多经验，可以促进BES物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