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熟黎与汉人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更有可能创造出高超的纺织技术，从而传授给黄道婆。另一些学者则考证说，黄道婆学艺的对象实际上为临高人——古越人的一支，自内陆迁徙至海南岛，同时也将骆越的织染技术带到了岛上。

乐宝足球《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讲到，“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泾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更好理解黄道婆所代表的中华纺织文化，本篇将讲述黄道婆故事，探索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以飨读者。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表明了黄道婆在崖州学习的纺织技艺实际上是多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结晶，被当代学者视为“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当黄道婆将崖州纺织技艺带回上海时，江南纺织业的发展又推动了中华纺织业的进步。

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在海南设置了儋耳、珠崖两郡。但直到明代以前，海南岛都被当作“贬谪之地”，不断有汉族谪官、闽粤移民等人群登陆海南岛。由此，中原文化自岛屿北部登陆。到了宋代，岛内开始出现汉人、熟黎、生黎的区分。生熟黎之间的差异，其一在于居住区域不同，汉族居住在政府建置的区域，多在海南岛周边地带，生黎居住在海南岛中心腹地五指山中，熟黎则居住在汉族与生黎之间；其二则在于生黎不供赋役，熟黎供赋役且受官府管辖。

黄道婆对纺织技艺与工具的改良使得乌泥泾的人民从最开始的“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变为小康殷实之家，进而影响了江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到了明代，松江府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棉布生产、加工中心，素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誉。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其标志是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的改进。这种纺织技艺的改进是宋末元初著名棉纺织家、技术改革家——黄道婆的贡献。据历史记载，她在海南住了三十多年，学习了当地先进的纺织技艺，并将其带回家乡，促进了长三角区域棉纺织业的兴盛，极大地改变了江南地区的经济面貌，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纺织业的发展。

据记载，黄道婆在崖州习得海南精湛的织造技艺，又经过自己的实践，改进了棉纺织技术，将黎族纺织方式与乌泥泾汉族的纺织方式相结合，创造和改进了绞车、弹弓、纺车与织机等一系列工具，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出做工精美的“被褥带”。经过她的改良与创造，在“崖州被”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精益求精的乌泥泾被织法。

黄道婆在海南岛学会了当地的纺织技艺，经过改良与创新，又将其传播到江南，从而对中国棉纺织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位劳动女性也因此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象征，不仅赢得了上海与海南两地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尊敬与喜爱，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杰出女性对中华文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黄道婆去世以后，上海人民怀着感恩的心情流着泪埋葬了她，并立祠堂纪念她。当地士绅不断强化黄道婆与上海的关系，使她从一位劳动女性变成上海纺织业的行业神。在清代道光六年(1826)以前，黄道婆信仰仅在乌泥泾地区流传，并在民间举行祭祀。道光十年(1830)以后，黄道婆信仰被官方认同。

历史上对黄道婆最早的明确记录有两处。一是元代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黄道婆“自崖州来”。同时代的王逢在《梧溪集》中记载黄道婆为“松之乌泾人”，其经历是“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尤其记录了在1295年至1297年间，黄道婆从海南回到上海。

在上海和海南两地都流传着关于黄道婆的民间传说。在上海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南宋末年，松江乌泥泾的一位农妇在黄泥滩道旁捡到一个幼女，留作童养媳，后来她跟随船队到了崖州。她在崖州生活三十余年之后，因年老思乡又返回了乌泥泾，并传播在崖州习得的纺织技艺。她就是黄道婆。

在海南，黄道婆不仅是技术革新的代表，更是民族融合的典范。关于她学习纺织的对象，有着不同传说。但这些不同传说实际上与海南岛上的多民族迁徙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有关。

这两份记录都非常简略，但共同之处是都指出了黄道婆在上海与海南均有长期生活的经历，并在江南地区传播她在海南学到的纺织技术。

因为棉纺织技术对社会工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自元至明清，江南一带纺织业不断发展繁荣，广大棉农和棉纺工匠非常感激黄道婆，她的形象由此经历了被神化的过程。民谣赞她：“天上有个织女星，人间有个黄道婆。织女一夜九千九，道婆一日一万二。”

关于黄道婆的传说在上海和海南两地流传，反映出元朝时期中华纺织业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映了上海和海南地区对黄道婆作为中华纺织业象征符号建构的共同努力。

《梧溪集》记载，黄道婆从崖州到乌泥泾后，“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崖州被”被认为是海南织锦的一个品种，其特点是制作精美、色彩艳丽、款式多样，是历代海南献给皇室的贡品之一，同时也通过船只运输到内陆，成为畅销的纺织品。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录海南妇人不种桑养蚕，“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海南织品：黎单“幅极阔”，黎饰“间以五彩，异纹炳然”，鞍搭“五彩鲜明”，由此可知海南人民的纺织技艺在当时已经非常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