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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2：陈某南等人贩卖毒品、洗钱案。这是一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漏罪漏犯线索，及时追诉众多遗漏毒品犯罪以及涉毒洗钱犯罪的案件。广东检察机关全面审查案件事实证据，追诉了2名毒品犯罪漏犯、3名洗钱犯罪漏犯，增加认定100余宗被遗漏的犯罪事实。

典型案例3：陈某贩卖毒品案。这是一件被告人始终“零口供”，毒品实物均已卖出，检察机关通过有效构建证据体系，有力指控犯罪，并追诉众多遗漏毒品犯罪的案件。云南检察机关着重强化电子数据审查，发挥间接证据定案作用，同时追诉了1名漏犯，增加认定34宗被遗漏的犯罪事实。

凯时共赢共欢乐典型案例1：李某勇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这是一件检察机关针对错误判决依法提出抗诉，同时追诉重大毒品犯罪漏犯的案件。北京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抗诉后，1名被告人由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1名被告人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追诉1名漏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实现不枉不纵的效果。

典型事例2：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推动建立跨省域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机制。为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江苏省检察院牵头联合制发《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加强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的意见》，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的保障寄递安全工作协作机制，聚焦寄递毒品犯罪跨区域治理，推动检察机关参与禁毒社会治理进入省域协作新阶段。

典型案例4：王某等人走私、贩卖毒品、强奸、强制猥亵案。这是经检察机关审查发现漏罪漏犯线索，成功追诉漏罪漏犯，推进涉麻精药品问题治理的案件。河南检察机关全面审查证据，积极自行补充侦查，追诉了被告人的漏罪，追诉了7名迷奸犯罪的漏犯，追诉了5名涉毒上下游漏犯，同时开展禁毒综合治理。

典型事例3：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人民检察院运用大数据模型助推毒品犯罪综合治理。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全面贯彻落实数字检察战略，自主研发“毒品犯罪网状打击与治理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整合涉毒数据，变单点打击、线状打击为关联打击、网状打击，深挖毒品犯罪漏罪漏犯线索，推动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成效显著。

典型事例1：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开展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福建省检察院主动融入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工作大局，在全省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打击治理涉毒洗钱犯罪专项活动，以专项工作为抓手落实落细“一案双查”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部署，实现上下一体协同推进。通过深化联动协作，参与涉毒洗钱犯罪综合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典型事例4：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推动涉寄递新业态毒品犯罪综合治理。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在依法打击利用“跑腿服务平台”贩卖新型毒品案件的同时，集中推进溯源治理，向相关企业制发检察建议，斩断毒品交易链条；针对“网络+寄递”等新业态，推动有关部门形成有效监管新模式。

典型案例5：幸某燕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这是一件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后，发现其他犯罪线索，精准追诉漏犯，同时有效建立类案办理机制的案件。浙江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成功追诉了10名毒品犯罪漏犯，追诉了4名洗钱犯罪漏犯，会同有关部门构建涉毒资金流向追踪机制，促进疑难案件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