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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健注意到其中一个例子，在小说临近结尾处，主人公再次偶遇曾经相遇的男人，男人因为留了土耳其式小胡子，所以她一开始没有认出。而在原稿中，他们在第一章相遇时，作者就写到他长着小胡子。佩拉把他初次见面的胡子删掉了。

写完《我把沉默献给您》，87岁的略萨宣布封笔，结束了漫长到令人瞠目的写作生涯。马尔克斯迟来的告别，此刻仿佛又增添了特殊意味。侯健感慨，“文学爆炸”的大门是马尔克斯和略萨一起打开的，从感性的角度来看，现在又由他们一起关上了，“冥冥之中，似乎马尔克斯真的一直在等待，等待和略萨一起关上那扇门”。

马尔克斯写完《我们八月见》初稿后，将写作重心转移到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上。回忆录的第一句话是，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就在回忆录校对结束，清理完各个版本书稿的那天，马尔克斯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宿命般的闭环，让马尔克斯一时没有了迫切要写的计划。同一天，他的秘书莫妮卡在他的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两份未完成的书稿，一篇名为《她》，一篇名为《我们八月见》。马尔克斯拿起《她》，在2002年8月到2003年7月间完成了这本小说，出版时，名字变成了《苦妓回忆录》。

实际上，《我们八月见》的存在早已不是秘密，马尔克斯也从未遮掩，只是很少有人注意。而且它最后的公开消息，已经是遥远的二十年前。

怡球资源股吧“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她乘坐下午三点的渡轮回到了岛上。她穿着牛仔裤、苏格兰衬衫和一双低跟休闲鞋，没穿袜子，打一把缎面阳伞，拎了个手提包，唯一的行李是一只沙滩旅行箱。出租车队停靠在码头边，她径直走向车队里一辆被硝石锈蚀的老式车。司机仿佛朋友般对她打了个招呼，带着她一路颠簸，穿过贫穷的村子。”

与马尔克斯不同，他曾经的朋友巴尔加斯·略萨，对政治和历史的兴趣保持得更为长久。侯健介绍，2023年，略萨出版了300多页的长篇小说《我把沉默献给您》(Le dedico mi silencio)，以秘鲁传统音乐为主题，实际上依然在诉说对拉丁美洲命运的思考。他认为只有文化艺术能让政见有分歧、内心有隔阂的人们团结在一起，从而为秘鲁、为拉丁美洲找到出路。

2023年3月末的一个早上，当新经典文学编辑部加西亚·马尔克斯编辑团队收到这个消息时，几乎无人敢确信。版权部门向编辑部门转来消息，说版权方要求严格保密。这个编辑团队几乎出版了马尔克斯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但没有一人听说过遗作的存在。此书中文版的译者侯健，一名“85后”的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西班牙语文学博士，在翻译这本书之前，也不知道它的存在，“90年代互联网还不发达，就我所知，这么多年国内学界一点儿都没有关注到这部遗作”。

即便如此，这个故事也曾带给他最后一段醉心于小说的时光。他坐在书桌前对着手稿，这里加一个形容词，那里圈出一个可以修改的细节。这是他终其一生最喜欢的工作。他的儿子形容，那是他的最后一场赛跑，比赛的一方是作家追求完美的天性，另一方，是日渐衰退的记忆。

这个消息意外得像个假新闻，令人吃惊、兴奋，也令人疑惑不解。这位20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的作者，竟还有一部完整的小说无人知晓。在他的生涯绝唱《苦妓回忆录》出版整整二十年后，世人竟还有机会读到另一部原汁原味的马尔克斯小说。这好比梵高的一幅隐藏之作重见天日，或者贝多芬的一首绝版乐章，今天才初次奏响。

1955年，为《观察家报》担任驻欧洲记者的马尔克斯，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他后来回想，从写《枯枝败叶》的那一刻起，他所要做的唯一一件事，便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没有人可以阻拦他。那年他28岁，踏上了成为伟大作家的旅程，12年后出版魔幻现实主义巨作《百年孤独》，27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0年后出版《霍乱时期的爱情》。他与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拉美作家一起，开创了改写世界文学走向的拉美“文学爆炸”。

2003年5月，小说第三章以《月全食之夜》为名在哥伦比亚杂志《改变》上发表。更早前的1999年，在马德里的美洲之家俱乐部举办的一次论坛上，马尔克斯与另一位诺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共同出席，他没有发表演讲，而是朗读了一篇新作，关于一个中年女人的故事。这是《我们八月见》章节的第一次面世。

这天晚上，她偶遇一位充满魅力的男性，两人相识于酒店里的酒吧，最后在她的房间度过一夜。窗外雷雨交加，狂风大作，蓝鹭激动地飞过湖面，她的人生也发生着一次隐秘的巨变。当她早上醒来，男人已经离开，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马尔克斯的小说手稿，包括《我们八月见》的详细标明着日期的各个版本，都被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哈里-兰瑟姆中心。新经典文学编辑部从在巴塞罗那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了解到，一些读者和专家还记得他1999年朗读的章节，他们知道这部作品的存在，一直向该中心申请查阅。过了八年，这部作品在申请阅读的读者中收获了不错的评价。马尔克斯的儿子们与编辑佩拉一起重新评估了这部作品，认为它具有现代性，在马尔克斯的作品序列中显得与众不同。

这就是马尔克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公认的天鹅之歌。从《苦妓回忆录》出版到离开世界的十年，马尔克斯似乎告别了小说写作。他的阿尔茨海默病逐渐恶化，记忆从头脑中流失，2007年出席了《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后，再也没有参加过大型公开活动。生命最后七年，他活成了传说。

作为遗作，《我们八月见》令人欣慰也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它竟是一本全须全尾的小说，而非未完成的片段或凌乱的手稿。中文版只有100页左右，像《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苦妓回忆录》《枯枝败叶》等其他几部马尔克斯的小长篇一样短小，也像它们一样锋利和精湛。编辑佩拉在最后阶段的细心工作，修正了马尔克斯无力弥补的漏洞，让这部小说更加臻于无懈可击。

在《百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要求家人烧毁他的诗歌，家人拒绝执行，最终上校亲手点火焚毁诗稿。像是冥冥中的伏笔，暮年，记忆所剩无几的马尔克斯也决定不要出版这本书，但最终，他没有狠下心将手稿亲手抹去。

没过多久，西班牙《国家报》上的一篇报道，透露了这部新作品更多的信息。文章称，马尔克斯朗读的那个新故事，属于一本名为《我们八月见》的小说的第一章。小说还有另外三个故事，一共150页，已经差不多写完了。这本书里所有故事的主题，都是中年男女的爱情。

他们重读这篇作品时，发现比记忆中的样子好得多。他们猜想一种可能，当年马尔克斯失去完成此书的能力，是否也失去了觉察此书之美的能力？他们决定让书面世，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如果读者喜欢这部作品，也许父亲会原谅他们。中文版编辑也认为，这次出版不算是一次“背叛遗嘱”事件，背后有一个类似“核心读者票选结果”的故事。

但中文读者还可以有新的期待。马尔克斯曾在1980年代发表过一部独幕戏剧，“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我们八月见》是她唯一一部以女性为绝对主角的小说，但这部戏剧其实也是以女性为主角的。我们对于马尔克斯的认识，还是不够完整”。侯健说。这部戏剧去年也已被他翻译成中文，名为《向坐着的人指控爱情》。而如《我们八月见》这样从未面世的遗作，不会再有了。

炎夏八月来到岛上的女主人公，名叫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在故事开头这天，时年46岁。这座岛既不是她的故乡，也不是母亲的故乡，对于母亲希望埋葬于此的古怪要求，原因无从得知。

手稿一放就是六年，对于它的价值，病中的马尔克斯始终无法确认。2010年，卡门·巴塞尔斯对马尔克斯的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提到这本小说，说结尾还没写完。当时，佩拉刚刚与马尔克斯合作选编了演讲文集《我不是来演讲的》，工作已经完成，两人也建立了友情。佩拉去询问马尔克斯，马尔克斯高兴地说，结尾早就写好了。几个月后，在他的提议下，他和佩拉高声朗读了其中三个章节。佩拉感觉，这部作品技艺娴熟，涉及马尔克斯从未写过的新主题。

对于这本尚未定版的小说，他已经力不从心，作出判决：“这书不行。得把它毁了。”2014年4月17日，作家去世，终年87岁。

《改变》杂志称，女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来自音乐世家，姓名与音乐家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安娜·玛德莲娜·巴赫相近。中间名玛格达莱纳，则与贯穿哥伦比亚北部的河流马格达莱纳河相同，这条河流经马尔克斯的故乡，他上学途中常常经过。后来，他在小说《迷宫中的将军》里安排将军西蒙·玻利瓦尔航行在这条河上，又安排《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男女主人公在这条河上暮年重逢。

无论如何，这部遗作为文学世界增添了新的风景，也为文学史增添了新的材料。“一般作家到晚年精力衰减，作品减少，我们对作家晚年创作过程和心境的了解不如青壮年时期。遗作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作家晚年的心境，全面认识他们作品的风貌。”侯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研究者和翻译者，没有理由抗拒一部遗作的出版”。

实际上，最后十年中，他已经悄悄写完了《我们八月见》。2003年7月，《苦妓回忆录》刚刚交稿，他就转身投入《我们八月见》，直到2004年年末，接连改出了五个版本。他寄了一份副本给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塞尔斯后，就把手稿搁在了一边。“有时候得把书放一放。”他对秘书莫妮卡说。

侯健说，马尔克斯笔下所有女性角色，几乎都在一个族长式的男权社会中位列从属地位，她们有过挣扎，有过抗争，但很难冲破那些束缚。安娜与她们都不同，她对自己的生活掌握主动权，在每年的固定一天、在海水环绕的乌托邦之岛上，她短暂地主宰了自己的欲望和生活。悲哀的是，如此高度象征化的设定，近乎于一个寓言，不可能存在于现实。

马尔克斯的两个儿子不确定如何对待大师最后的作品，他们不知该听从于父亲，将手稿隐匿，还是交给世人评判。其实，马尔克斯在决定不要出版之后，又曾对儿子说过：“我去世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儿子们决定，将这部作品“交给时间”。

然而，细心的读者依然能够发现一些隐蔽的破绽。侯健举了一个例子，作家起初提到安娜的母亲是一位教师，但并未交代安娜的职业。而在写到某年入住岛上新建成的大酒店时，马尔克斯突兀地写道，这需要耗费她教师月薪的四分之一。他或许将安娜与母亲的职业搞混了，也可能是刻意为之，意有所指。究竟是哪种可能，如今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2012年以后，老人终于被记忆远远甩开了，他开始认不出自己的家人，也不记得写过的作品。他再也写不完一句话，因为还没写到结尾，就忘了这句的开头。文字的记忆被擦除，就像《百年孤独》里，记载着秘史的羊皮卷被飓风抹去。

如哥伦比亚《改变》杂志在关于这本新书的文章中所说，八月是马尔克斯生命中一个重要月份。他生命中多个重要的人，都出生在八月，他的母亲，他的儿子，以及他的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

但作家衰退的记忆力，已经无法支撑他对一部小说进行全局性修改。惯有的严谨难以维持后，带来的是绝望和挫败。“记忆既是我写作的原材料，也是我的工具。”这位文学领地上不可一世的君王满怀沮丧地对家人说，“没了记忆，就什么都没了。”

今年3月6日，马尔克斯遗作小说《我们八月见》正式出版，全球多个语种版本同日首发，包括中文版。当日是马尔克斯97岁的冥诞，距离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去世，已经过去了十年。

这次偶遇改变了她的八月。“当最初的炎热于七月降临，她心中的蝴蝶就开始翩翩起舞，不让她在重返海岛前有片刻平静”。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从祭拜完毕，到翌日早上九点登上第一班回程渡轮，中间半天一夜的时间，成为安娜生活里一年一度的“例外”。每一次，她都试图在岛上遇见一个新的男人。

中文版编辑整理发现，在马尔克斯一生的写作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也总是发生在八月。《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八月的某天因忘情演奏被投进监狱，宣称自己“不过是个可怜的恋人”。《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上校在八月退伍，数十年没能等到那封装着退休金的来信。《恶时辰》里，八月就是那个“恶时辰”，三天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在《枯枝败叶》里，他用笔斥责拉丁美洲的保守僵化和侵入者的野蛮，开篇第一句话就不留情面地讽刺，自从香蕉公司落地马孔多小镇，尾随而来的是“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喧嚣的‘枯枝败叶’”。在半个世纪后的最后一个故事里，他不再书写政治、历史，甚至不再强调这是一个拉美故事，而是以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故事描摹人内心的躁动、矛盾与可怜，从中，又能联想到整个人类的处境。

马尔克斯曾说，他一辈子反复书写的同一个主题，就是爱情。80年代创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他有了新想法，爱情是否会随着岁月流逝、年龄增长而改变？他想用笔探索年长者的爱情。多年以后，他写了《苦妓回忆录》，最后是这本《我们八月见》。

对于马尔克斯母语西班牙语的读者，至此，可能算是马尔克斯的作品的最终完结了。当出版方公布《我们八月见》的消息时，一位读者激动不已：“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为一本书感到焦虑与渴求了：1985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等待《霍乱时期的爱情》上市，然后用了三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现在，我恨不得坐在门口，等待2024年3月终于读到《我们八月见》。”

整部小说的六个章节里，安娜一次次返回岛上，伴随着露水情缘的是一次次五味杂陈的体验。每一次短暂的偶遇，带来的都不仅是欢愉。正是这种欢愉中带着不甘、遗憾的心境，吸引她用一整年盼着下一个更好的八月之夜。意外的是，故事最后，她偶然发现母亲决定葬在此处的原因。而母亲的选择与她的逃离，似乎形成了灵异的回响。

侯健想到，关于遗作出版的争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自西班牙著名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站在作家立场上，他曾经坚持应该尊重作家意愿，如果本人不愿公开遗作，就不该出版。但是当纳博科夫遗作出版时，站在读者立场，这位纳博科夫的粉丝又非常高兴。除了自我要求极为严格的作家本人，可能没有人会反对让大师遗作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