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其介绍，“邓小平同志一生可谓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三落三起’，饱受磨难而屹立不倒。本书并未全面研究邓小平光辉灿烂的一生，而是重点讲述他下放江西劳动的三年零四个月这段特殊经历。正是在小平小道，他深刻思考了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贝博亚太狼堡据记载，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他在工厂至住所的一条炉灰渣铺就的1500多米长的小路上，风雨无阻地往返其间，此即著名的“小平小道”。

朱虹早年曾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1992年进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后曾任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2010年10月，朱虹调赴江西工作，历任副省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等职，于2017年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后于2021年卸任。

8月13日，大江网刊发了朱虹发言全文。他提到，“2010年，我从北京调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分管文化、旅游和教育。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到小平小道陈列馆和将军楼去考察工作，接待重要客人。在此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小平小道’的重要性，觉得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神奇之地。”

“第一，这里是他理论创新的准备之地。在艰难时期，江西为邓小平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他在这里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及毛泽东著作，大量阅读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提升了理论创新的水平和能力。他还坚持读报和听广播，关注并思考当时的时局动向。在此期间他停服了安眠药，坚持洗冷水澡和锻炼身体，为领导改革开放做了充分的智力和体力准备。

该书作者是南昌大学教授、曾任江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的朱虹。在山东济南日前召开的《小平小道》创作出版座谈会上，他谈到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为什么说小平小道是改革开放思想的酝酿之地。

朱虹称，“2018年，举国上下掀起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热潮。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5元；而2017年，人均GDP达到了59660元，是40年前的155倍。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思想是从哪里起源的？经过认真调研和准备，我写了一篇回忆邓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江西生活和劳动的文章。2018年9月28日，这篇文章在《江西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后，受到各方关注，马上被江西时政头条以《江西这条小道为何能把中国引向康庄大道，朱虹同志这篇文章说清了》为题进行转发，随后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求是网、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等平台及全国各省权威新闻网站，包括邓小平故居四川广安的新闻网站也都全文转载。”

“第二，在这里他深刻反思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广泛调研了革命老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基层群众的贫困生活有了直接了解，他尖锐地指出‘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40年’。他将生产力发展的快慢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一个标准，明确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著名论断，而这正是改革开放的起点。

公开资料显示，《小平小道》一书作者朱虹出生于1957年9月，湖北洪湖人，1975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6月入党，法学博士。

“第五，在这里他深刻思考了‘如何科学理解毛泽东思想’。驻地工作人员要他学习《毛主席语录》时，碰了软钉子。邓小平拒绝碎片化、片段式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在1972年 8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切领域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实际上是开创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先河，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先声。邓小平通过在小平小道的观察和思考得出一系列正确的结论，指出了中国问题的严重性，为后面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他回忆称，“五年来，每次陪同客人去小平小道陈列馆参观考察，经常听到外省来客对小平同志在江西生活的好奇以及询问，有时问得讲解员也回答不上来，我就觉得一篇文章的体量还是不够，应该写一本专门讲述小平同志在江西三年零四个月下放生涯的书。这个念头萌发后，我便开始在工作之余阅览大量资料特别是内部资料，到历史现场实地考察，寻访事件亲历者，掌握了很多第一手资料以及动人的细节，对小平同志下放江西劳动期间的工作时长、生活作息、三餐食谱、读书锻炼等情况均有所了解，逐渐形成了这本书的雏形。酝酿成熟之后，我于2023年夏天开始动笔。从一篇文章到起心动念写一本书，五年来夙兴夜寐，一朝瓜熟蒂落，也许是机缘巧合，成书付梓之际，恰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我想，这正是对小平同志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吧。”

“第三，在这里他深刻反思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工业和农业中要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和环节，发展‘机械化’，搞‘流水线’，并充分肯定要发展外销产品，为国家创汇。实际上就是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扩大进出口。

“第四，在这里他深刻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乱象丛生，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死人伤人事件时常发生，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能再搞吗？ 1972年 11月，在江西省泰和县与池龙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

“‘文革’十年是邓小平人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一个伟大人物如何度过自己的艰难岁月，其中展现出了什么样的特殊品质，值得每一个人深思。”朱虹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