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腊”是中国文献中对扶南时期之后古代柬埔寨的统称。柬埔寨学界将“真腊”限定为“扶南”与“吴哥”之间的时段，即公元6世纪中后期至公元802年，并将802年之后的鼎盛时段称为“吴哥王国”。周达观的“真腊之旅”实际上发生于吴哥王国晚期。中柬两国学界认为，周达观用自己的笔触生动再现了古代吴哥王城的风貌。

其次，周达观也是一位珍贵史料的记录者。在中外学界，凡是涉及古代柬埔寨历史研究，《真腊风土记》是必读的经典之作。因为除此之外，再没有哪部著作，能够提供如此翔实的有关柬埔寨吴哥时期社会境况的一手资料。

由此可见，《真腊风土记》呈现的是吴哥王国晚期社会的完整风貌。既有对柬埔寨古代历史文化的追溯，也有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评述；既包括对当时当地民情风俗的描写，也折射出古代柬埔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演变。

尽管中国学界已经积累大量校注和考古研究成果，却始终未能惠及和推动国内《真腊风土记》的对外翻译传播工作。这次重译可谓是中国柬埔寨研究学者“圆梦”的开始。

相较于经过释读的同时期柬埔寨碑铭而言，《真腊风土记》的内容更为直接、完整且易于理解，对研究古代柬埔寨历史文化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

《真腊风土记》还记录了有关“唐人”与吴哥民众交往、通婚的热络场景。不仅如此，周达观还特意提及“新唐人”，进一步印证当时中柬民间往来的密切与频繁。

吴哥国王的装仪、出行也十分讲究。例如，国王用的布“有直金三四两者，极其华丽精美”。国王的家室“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嫔婢之属，闻有三五千”。国王出行时，“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

《真腊风土记》柬文译本此前有3个版本。一是1971年的李添丁译本，这是在柬埔寨影响最大的译本。二是2013年柬埔寨王家研究院译本，该版本虽对李译本的格式、文字和语法进行修订，但总体上仍保持李译本原貌。三是2013年由欧索隆和欧巴贝林，在李译本基础上，参考明吴琯辑《古今逸史》补译而成的译本。

在中柬两国研究者眼中，周达观首先是一位文化使者。他立足中华传统和儒家规范，通过《真腊风土记》对当时柬埔寨的社会景象进行评述，尝试跨文化理解。例如，他用“鲁班墓”来比喻吴哥寺，实际上是将中国的工匠之神公输班比称为印度的工匠之神毗首羯磨，这是因为传说中吴哥寺被认为是毗首羯磨的杰作。

此番《真腊风土记》重译，我们尝试用柬文注释的方式来诠释遇到的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新的柬文译本更忠实于中文母本即夏鼐版《真腊风土记校注》。重译最难也最重要的是确保译文的含义，能够被柬埔寨读者精准领会，当地学者为此提供大量帮助。

在公元初年至15世纪上半叶，柬埔寨曾是中南半岛实力最强、势力范围最广的国家，更是区域文化的中心。吴哥时期孕育出的“神王文化”是今天理解东南亚古代区域秩序、国际关系，开展古代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依凭和视角。作为中国人记录柬埔寨历史的古代文献，《真腊风土记》为开展古代东南亚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完)

《真腊风土记》详细叙述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并记载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其中还记载了当时的中柬关系，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侨的情况。

顾佳赟：公元13世纪末，周达观随元朝使团前往柬埔寨，游历1年，记录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回国后，他将这些经历整理撰写成《真腊风土记》。

前述三个译本的译者均是柬埔寨学者，译本中集中出现三个方面的翻译问题，即：翻译母本原因造成的翻译问题；译者理解原因造成的翻译问题；文化差异造成的翻译问题。

管家婆三期必出特周达观是中国元代地理学家，元朝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奉命随元使团出使真腊(今柬埔寨)。他们从温州港出发，在海上航行3个月后抵达真腊国都吴哥。周达观在吴哥逗留约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1297年)回国。并以游记形式写成《真腊风土记》一书。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研究柬埔寨政治文化的顾佳赟近年察觉到，早年既有的《真腊风土记》柬文译本与中文校注本差别甚大，谬误颇多，遂萌生再度翻译想法。2024年4月，由顾佳赟领衔翻译的《真腊风土记》柬文版在金边发布。近日，顾佳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讲述其在过去10余年间对周达观及《真腊风土记》的研究发现，诠释重译这本古代文献的时代价值和意义，引领读者重温那段跨越700多年的“真腊之旅”。

顾佳赟：经过开展大量译本比较研究，我们发现，无论是《真腊风土记》的柬文译本、法文译本、英文译本，抑或其他语言的译本，都不是由中国学者牵头翻译的。这种现象呈现出中外学界对《真腊风土记》研究的领域分野：中国学者侧重《真腊风土记》的校注研究，海外学者侧重对《真腊风土记》的翻译传播。

《真腊风土记》有大量关于当时中柬关系的记录，既包括官方往来，也包括民间交流，其中有关民间交流的记述颇多。例如，周达观在吴哥王城，就曾偶遇一位已在吴哥生活35年之久的温州同乡薛氏。这位薛氏也因此成为最早出现于中国文献中的柬埔寨华侨。

顾佳赟：有关《真腊风土记》的校注研究，前辈学者著述颇丰。参考近期考古研究成果，我发现既有校注研究成果中，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更正的地方。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元林经过实地考察也发现，关于吴哥王城城门外石像的数量，大多数校注研究统计为54尊，数据“都不确切”“存在一倍误差”。

《真腊风土记》中记录的吴哥时期语言，发音与现在柬埔寨社会使用的高棉语非常相近。数字的发音几乎一致，定语后置的语法习惯和“不自上书下”的书写习惯也沿用至今。

顾佳赟：《真腊风土记》中呈现的吴哥文明既有辉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贴近生活的一面。周达观游历的吴哥王城面积广阔，“周围可二十里”。其中建有多座高大宏伟的“金塔”“铜塔”。周氏之所以能目睹“塔”的“金”“铜”景象，皆因在当时寺院的塔顶和栏杆上，都贴有金箔或铜箔作为装饰，在阳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灿灿金光。

顾佳赟，文学博士，副教授，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研究分会理事。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及报章发表论述文章40余篇，著有专著《丝绸之路上的东南亚文明：柬埔寨》。研究方向：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中柬关系研究、中国和东南亚关系研究。

顾佳赟：《真腊风土记》自19世纪上半叶起，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10多种外国语言，出版超过20个不同译本。我认为，《真腊风土记》之所以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古代柬埔寨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周达观细心地发现，吴哥民众的生活日常与中国存在诸多差异。例如，吴哥的诉讼判决多归于神判，没有成文的法条；吴哥的妇人虽精通商贾，却“不晓针线缝补之事，仅能织木绵布而已”。当然，吴哥与中国亦有众多相通之处，如吴哥也使用12生肖纪年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