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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腐败利益输送的“障眼法”，要增强执纪执法穿透性。在这方面，有一些地方的探索值得推广。比如，四川省纪委监委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数据分析研判，在办理涉“代持入股”“白手套”案件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坚持防治结合，在严惩新型腐败、隐性腐败等违纪违法行为的同时，及时发现法律法规的“漏点”“堵点”，为惩治此类犯罪提供坚实制度、法治保障。再比如，浙江一些地方针对“深化领导干部违规投资入股专项治理”中发现的问题，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规定，有力规范了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

买体育比赛输赢app近一段时间，各地纪检监察部门查处了一系列新型腐败案件，曝光了腐败利益输送的新手段。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用生通过投资入股等隐蔽手段大肆接受利益输送；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姜杰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发现、查处“隐形变异”的利益输送手段，关键是要完善并落实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切断权钱交易链条。福建石狮借助市属国有企业智慧监督平台，聚焦国企“关键少数”，对工程招投标、产权交易等重点经济领域加强监督，从源头防范隐性腐败，就是很好的探索。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阳光洒进关键行业、重点领域的权力运行全过程。

用新手段掩藏“你给钱我办事”的老目的，是反腐败进入深水区后腐败利益输送“往深处钻”“往隐处藏”的表现。一些腐败分子想尽办法拉长利益输送链条，扩大腐败参与主体，目的就是钻法律空子，拉上“中间人”垫背，让腐败行为更难被发现。这也说明，在某些领域、某些地方，腐败的暗流仍在涌动，反腐败高压态势仍不能松劲。

从腐败利益输送的特点来看，有三个新趋势值得警惕。一是贿赂物品虚拟化——除了传统的钱款、房产、黄金、字画、古董等之外，一些腐败分子更倾向于用优惠、折扣、欠款、数字货币等虚拟收益隐藏权钱交易；二是利益输送市场化——一些腐败分子将利益输送与投资、经营、合作等商业行为混在一起，企图“瞒天过海”，比如让他人代持股份自己参与“分红”，用未上市公司原始股获得上市后巨额利益等；三是好处占有非己化——有的腐败分子让请托人给第三人支付费用，有的让人帮自己“运作仕途”“逃避查处”“摆平麻烦”，有的要求请托人以“公益”名义给指定“慈善组织”捐赠等。由于相关人员没有直接收受、占有、使用钱款，腐败行为的认定更有难度。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要以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全面胜利的目标迈进，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