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2岁的汪红武当了22年志愿者，与志同道合的杨映霞、费国娣一起，投身于平安巡防、纠纷调解、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并一路见证这支队伍的发展壮大。

2021年，85后的杨映霞搬到了武林街道。一次，她在逛武林夜市时，见“武林大妈”微笑亭在晚上9点仍在为群众服务，倍觉温馨。心动的她很快加入了“武林大妈”志愿服务队。

慢慢地，“武林大妈”的声名越来越响。凭借不限性别、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区域的“四不限”格局，“武林大妈”队伍发展迅猛，仅2016年3月至7月短短4个月，就从18人扩展到4.2万余人。而且，在辖区政法部门的指导下，“武林大妈”有了统一的工作目标、标准，活跃在风险排查、矛盾调解、文明劝导、帮扶困难群体等一线，日渐成为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

潘美华也做起了“培训导师”，把自己的调解经验传授给其他调解员，并通过举办调解员技能比武，验收学员的学习成效。截至目前，她带领的25名调解员完成了民法典婚姻调解实务技巧、社会心理学等12场理论课程的学习。“调解员越来越多、越来越专业，就能有效为老百姓讲法律、宣政策、调纠纷。”潘美华说。

他们的学习热情也点燃了年轻志愿者的服务动力，更多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社会领域的志愿者出现在基层治理一线，大大丰富了“武林大妈”的“技能树”，拓展了“朋友圈”。

为带动更多“武林大妈”参与调解，祥符街道不仅实现每公里范围内有一个调委会，还打造了调解员孵化基地，通过现场调解、模拟演练等方法，培育一批善于调解的小区专员队伍。经过三年发展，如今祥符街道“武林大妈”队伍突破1.4万人，不少人成为调解的“行家里手”。

据介绍，8年来，“武林大妈”参与调解的纠纷已超过4万起。这块杭州乃至全省志愿服务的“金字招牌”，正愈来愈散发出动人的熠熠光辉。

群众基础越筑越扎实。2023年杭州亚运会期间，8万名年轻志愿者成为“武林大妈”的新鲜血液，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钟代杨就是其中一员。为了让大妈们更有“国际范”，他教授英语。“狗的猫宁”“狗的衣服宁”“三克油”……“武林大妈”们认真做笔记，记下的发音虽然令人忍俊不禁，但并不妨碍大妈们最后都能像模像样地来上几句日常英语会话。

“武林大妈”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头熟、地头熟，走得进家门、说得上话，故而十分擅长调解矛盾纠纷，也因此培育出“费大姐调解工作室”“罗睿绮调解工作室”“三和交流室”“老蒋调解工作室”“黄效红调解工作室”等多个品牌，并涌现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潘美华等先进典型。

不久后，汪红武遇上了来自长寿社区的志愿者俞翠英，两人相谈甚欢，经常切磋“巡逻技艺”：如何发现偷车贼，怎么辨认特殊人员……久而久之，辖区里任何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她俩的眼睛。

如何吸引更多年轻力量加入？杨映霞思来想去，利用自己在视觉设计方面的专长，重新设计了“武林大妈”的标识，将原来的慈祥大妈形象改为了更年轻化、更现代的女性形象，后来还上线了“武林大妈”的表情包，以活泼有趣的形式展现“武林大妈”新形象。她还借用新媒体为“武林大妈”拍摄短视频，打造了一批明星大妈。

乐橙ag登录群防群治队伍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有一张密不透风的平安网，涉及18个街道、171个社区、1398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活跃着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平安志愿者，他们就是声名远扬的“武林大妈”。

“武林大妈”队伍持续壮大，品牌效应也日益彰显。如何发挥“领头雁”作用，继续提升志愿服务效能，是“武林大妈”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2016年，G20杭州峰会召开。汪红武和俞翠英等18名热心大妈，向周边居民发起了“护航峰会守护家园”的倡议。当时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很火，因杭州旧称“武林”，汪红武、俞翠英等杭州大妈们又来自市中心的武林街道，于是“武林大妈”的名头就逐渐被叫开了。

如今的“武林大妈”中，年龄大的已过八旬，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如此巨大的年龄跨度，从侧面也反映出“武林大妈”巨大的“品牌吸引力”，它也因此成为平安志愿服务领域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一段时间后，杨映霞发现不少“武林大妈”年纪较大，虽然热心但行动力有限，还有的则因为缺乏专业知识，难以帮助到他人。其实，这样的问题，汪红武他们也早有发现，“G20杭州峰会后，‘武林大妈’开始面临志愿者老化、青黄不接的现象。”

2002年，50岁的汪红武退休。那年，长庆街道王马社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为居民提供服务。很快，这个做法传到汪红武所在的武林街道竹竿巷社区，她也加入了楼道党支部。

截至目前，“武林大妈”队伍已超过16万人，参与平安巡防61万多人次，报送各类隐患信息14.7万余条。“现在杭州随处可见‘武林大妈’的身影，‘红马甲’正成为一种时尚。”汪红武骄傲地说。

在短视频拍摄中，汪红武带头出镜，讲述平安巡防中的各种小故事和平安小知识。到现在，他们已完成近百期“武林大妈”短视频摄制，吸引了近80万粉丝，获得了数百万的点赞。“不少年轻人纷纷申请加入我们队伍。他们说，刷到了很多这方面的视频，觉得很有意义，想参与进来。”杨映霞说。

费国娣是其中一名代表。2018年10月，她从祥符街道平安综治办退休后，成立“费大姐调解工作室”，专门调解重大矛盾纠纷。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起案件：辖区一家科技公司上线一款洗车软件，全国各地加盟商超400余人，加盟金额从十几万元到三十多万元不等。2023年3月，多家加盟商认为公司存在虚假宣传、推广不利等因素，导致自身利益受损，要求公司退费。科技公司提出，加盟费的30%进行退款，共分三期，即同年4月15日支付第一期，之后每月15日支付；30%待科技公司转让加盟名额后再返还；剩余40%待企业上市后一次性退款。但加盟商不同意。该纠纷转到“费大姐调解工作室”后，费国娣立即和科技公司老板商量，将首笔退款时间提前，改为现场到账。这个提议得到了双方认可，最终对费国娣提出的整套调解方案达成一致，双方握手言和。

彼时，在杭州公安部门的指导下，楼道党支部组建了义务巡逻队。每隔几天，几名70多岁的老人就约上汪红武一起巡逻，“队伍里不少志愿者都七八十岁了，50岁的我算是年轻小辈了。”汪红武笑着说。她跟在前辈后头，拿着小喇叭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小心小偷、小心火烛”。

至2023年，全省群防群治力量达200.7万人，义务性治安巡防人员124.2万人。志愿服务已从“要我做”转变为“我要做”，群防群治、共建共享在浙江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