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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也提到，金融需为实体经济服务，技术创新亦需要大量投入。若仅靠单一方面投资，可能会造成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偏高等后果。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可以成为重要的风险分散机制，为内地和香港本地的技术创新提供充足金融工具，创造可控风险。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亦如此认为。他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有“从0到1”的原创研究、“从1到10”的应用研究，也要有“从10到100”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从100到N”的大规模产业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在研究成果落地方面取得很大成效，但“从0到1”的基础性研究仍是发展短板。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发力，重视大型创新企业的作用，形成鼓励创新的氛围。

“当然，发展新质生产力绝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王一鸣补充说，传统产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占比八成，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就应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香港可发挥何种作用？王昌林认为，香港可从三方面发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金融支持；打造教育高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加强与内地联系合作，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

论坛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驻印度尼西亚、东帝汶和东盟事务代表神谷(Marco Kamiya)则从海外视角解读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他表示，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代表着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而后者是当前新兴经济体在发展产业过程中所欠缺的。同时这一概念也融合了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为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同类经济提供了借鉴。

百丽宫资源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昌林发表了题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中国经济”的开幕演讲。他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制造业高端化取得重大进展，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成长壮大，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活力涌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这种趋势性、格局性变化表明新质生产力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劲推动力、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