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平台

和王茜一样，河南的戴浩、江苏的刘林，他们都曾在“医托”的影响下，做了增高手术。同样的，在术后的几年里，他们后悔不该迎合别人的看法，不该孤注一掷地去做手术。现在他们决定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断骨增高术”的危害。

她没有告诉家人做手术的事，她自己存的钱，加上向家人要来的钱以及借的钱，拼拼凑凑出十几万。去年在“医托”的介绍下，她在菏泽骨伤医院做了手术。疼痛导致她每天以泪洗面，除了外置架的钢针扎进小腿的疼痛，还会有异物感。

张亚庆坦言，长期把腿部固定在外置架中，腿部得不到有效活动，也会造成关节僵硬。此外，骨头在愈合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骨不连的状况。

“20岁之后还能增高吗？”“成人如何长高？”最初有增高想法时，王茜在百度上搜索。由此，“骨延长术”、“断骨增高术”进入了她的视野。

但一些平台上经常能看到有人发些“断骨增高”的相关贴文介绍这个手术，还有一些做过该手术的“过来人”，发自己手术的照片和恢复期走路的视频。

为了确定脚踝的情况，这两年，戴浩去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医院诊断治疗。他说，他的脚踝神经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很难修复成功，“也不是不能生活，只不过生活质量会下降。”

想增高的想法也一度控制着王茜。前几年，她找工作不顺利，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干了三个月，有时还“被老板骂”，加上那时男朋友也提出了分手。

更大的打击来自感情。那时，心仪的女孩告诉他，她要求男朋友身高得180cm以上。后来的相亲经历中，他也多次因身高备受打击。

去年做“断骨增高”手术并非他第一次尝试增高。早在2012年，他16岁，早早进入社会工作后，挣了些钱。带着“想改变”的想法，他去医院检查自己的骨骼线，被告知骨骼线快闭合了。

“断骨增高术”存在多种风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称，做手术时，腿部的血管、神经有损失风险。把骨头打上钢针，针道有感染的风险，而一旦针道感染，可能会发展成骨髓炎。

同时，他此前做生意挣的几十万元，被家人以“资金周转”为由“骗走”，这笔钱也打了水漂。生活、工作和感情的打击接踵而来，他很想做出改变，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增高手术。

她开始每天浏览贴吧和微博，并通过别人留下的微信号，加了所谓的“腿友”和“医托”。慢慢地，她进入了“医托”建立的微信群里，每天接收“断骨增高”手术以及“过来人”拆钢架、摆脱轮椅走路等信息。

王茜身高156cm，她一度认为自己太矮了。“这个手术太极端了，”最初在看到这些信息时，她不敢相信，甚至怀疑“做完（手术）就残疾了，也觉得这个手术离我挺遥远的”。

现在，她租住在上海周边房租较便宜的地段，往来上海做修复。她在上海的一家医院被诊断为“左侧膝关节内翻、右侧膝关节外翻外旋、双膝关节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断骨增高术”，学名叫“肢体延长术”，也叫做“骨延长术”。

南宫28平台初见王茜，她穿着黑色的宽松短袖和一条遮住脚踝的黑色裙子，走起路来两条腿有些颠簸，和常人相比，她走得较慢，甚至不敢小步快跑。她的小腿上还带着修复用的碳棒，腿上做手术的旧疤痕和修复的新疤痕均清晰可见。

这就意味着他即将无法再长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用挣来的钱，在郑州一家医疗机构做针灸。钱花光了，但针灸无效，他没有长高。

张亚庆介绍，“肢体延长术”的环形外固定架牵拉成骨方式，是把切断的长骨近端和远端打上钢针，用架子连接的同时，还要起到牵拉的作用，因人体骨骼有再生和可塑性，通过外固定架逐渐延长，牵引骨头每天进行缓慢增长。

“增高得越高，风险也相应增加。”他说，两条腿在牵引拉伸调节时，甚至可能出现因调节不均而导致“长短腿”，造成行走不便。目前我国严令禁止健康人行“肢体延长术”，仅用于矮小症、或者肢体不等长、骨肿瘤等病人身上。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似乎对身高有一种执念。回忆起这十几年，他称，家人总把“你长得太矮了”挂在嘴边，父母无尽的争吵以及对哥哥的偏心，也给他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戴浩在2023年1月做了手术。“疼”是对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第一天是最疼的”，钻心的痛感袭来，他只能吃止痛药缓解。腿上带着外置架，他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双腿却动不了。

同时，她喜欢个子高高的异性，但站在高个子异性面前，她又因太矮而自卑，“即使穿高跟鞋，也是（才）到人家肩膀。”她认为，个子高会有更多择偶权。

现在，王茜的腿无法长时间走路、站立，很难找到需要走路、站着的工作，她曾在一家店铺做前台收银，两三个月后，双腿支撑不住，她辞了工作。

“断骨增高术”并非医学领域完全禁止的手术，但因存在多种风险，故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要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称，目前我国严令禁止健康人进行“肢体延长”手术，仅用于矮小症或者肢体不等长、骨肿瘤等病人身上。

对于术后半年带着外置架的生活，王茜称十分难熬。她在医院旁的小区租了间房子，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机，看视频，为了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更为了打发这漫长的时间。

他和刘林、王茜看到还有很多人正在踏上“断骨增高”之路，他们想劝诫那些人，不要进入这个圈子，不要上当。他们也希望多年前做了手术的人，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真实遭遇。

术后一年，并非像“医托”和医生承诺的“能跑能跳”，她走路腿部疼痛，无法快跑，关节发出异响。她意识到不对，开始了修复之路。

戴浩曾长期观察过一个做手术的“腿友”，想看看其术后情况如何。一年后，他咨询得知，对方术后挺好的，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为了进一步确保手术的安全性和效果，他甚至和“腿友”线下见过面。

两年前，王茜备受工作和感情打击，陷入“身高焦虑”的旋涡中。在“医托”的介绍下，她在山东菏泽一家医院进行了“骨延长”手术，也就是所谓的“断骨增高术”。

“因为吃的苦比较多，所以比别人更努力一点。”他说，前几年做生意挣了些钱，自己在郑州买了房买了车。在同学和朋友圈子里，他算是“混得好”的，但却是“最矮的”。

目前，医生已对她的左腿进行了修复手术。见到记者时，她还带着修复的碳棒，碳棒上缠绕着绷带，小腿上做“断骨增高”手术的旧疤痕和修复的新疤痕均清晰可见。虽然左腿已做了修复手术，但仍然疼痛，未恢复到此前的健康状态。至于右腿，医生建议先观察观察，再判断是否做修复手术。

现在，她虽然不用戴外固定架，但走路、腿伸直时，膝盖内侧疼，踝关节也疼，X型腿，足内翻，走路比较容易累，腿也容易酸痛，“每天一起床就会酸”。连续走路数百米，双腿就像“绑了沙袋一样很沉重”。

和王茜、刘林相比，戴浩对这一手术则更加谨慎。他早在2019年就知道这个手术，也了解了很多信息，但因为担心手术太疼，太遭罪，也担心手术后的风险，所以他一直在观望。

“他们说公立医院也在做，我以为是我自己不了解，就以为这是个常规手术。”王茜说，“医托”告诉她，之前做“断骨增高”手术确实出过事，那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差，而现在这一技术很成熟，大医院的大医生技术更可靠。

和王茜一样，最初了解到“断骨增高术”时，刘林认为这个手术会致残致瘫。而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医托”后，她加入了“土耳其断骨增高交流群”，踏上了“增高之路”。

“他们觉得所有的不幸都来自身高。”王茜在加入增高交流群后，即使上班出外勤时，都“泡”在群消息中，“天天都在和他们聊天，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

几年前，刘林经过医托“风筝”的介绍，前往土耳其，先后做了小腿和大腿两次“断骨增高”手术。术后，因不便回国，她留在土耳其康复。

在拆掉小腿外置架的第三个月，刘林突然发烧，小腿断骨处也突然红肿起来。询问“医托”并吃了几天抗生素后，越来越严重，红肿处破皮流脓，她只身在国外很害怕，去找当地医院，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治疗。

术后四五个月时，他腿部感染，而后拆掉了架子。现在术后已一年半，他的左腿比右腿长，为平衡双腿，他在右脚鞋里垫了增高垫，但走起路来仍能看得出来，如果长时间走路，他也会感到吃力。

王茜称，逛街、工作、旅游，这些对别人来说很正常的事情，对她而言都是奢望。现在她对身高、变美都不在乎了，只想健健康康，过好自己的生活，但她现在甚至无法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我的未来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