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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站在路边，想起学校里给花草浇水修理的师傅，突然有些理解了。“是要栽培的。如果学生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老师去教。且末也不会这么缺老师。”李桂枝慢慢走回了学校。她后来才知道，仙人掌也会开花。

在河北，他见到了一群从保定师专跑来的学生。他们不只没有见过沙漠，连招聘会也没见过。这是最后一批国家包分配的师范毕业生。

庞胜利说，那时候大家急需找到一个情感的寄托。他们了解彼此的脾性，甚至包括血型——且末县初期没有血库。为防万一，王建超临产时，同是A型血的辛忠起一直候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庞胜利这样说。

这批老师带出的第一届学生，中考排名在全州靠前。这是难得的成绩。依力亚·吾斯曼说，他读初中时，很少看到高年级的学生能考到库尔勒去。“我们那一届，就跟批发一样地往那边走。”

学校值班室有一部长途电话。“有急事，越打电话心越急。”辛忠起这样总结。一般的农村家庭装不起电话，要先打到村委会或邻居家，再跑去叫人。话费都付给了等待。2002年，他终于买了一部手机，但带学生去植树，又丢在了沙漠里。

这个县和安徽省的面积差不多大。它深埋于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与昆仑山脉之间，往南去是西藏，西去300余公里，就是楼兰遗址。

在这一年，辛忠起留住了一个想要辍学的学生。这个学生后来考入新疆职业大学，名叫赛买提江·斯迪克——现在是且末县第六小学的副校长。

除了王建超。在保定时，段军曾跟这位体育老师描绘过学校的塑胶操场和新建的体育馆。但到了且末，她什么也没看到，于是跑去问。段军拿出一张图纸说，别着急，就要建了。

车在沙漠里走了一天，依然没有到达。两旁始终是苍黄的沙。渐渐地，车里的人都不看了，也不说话。气氛越来越沉闷。到了一处驿站，学生们下车休息，看到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念出声，之后又静默。在维吾尔语中，“塔克拉玛干”意指“进得去出不来的地方”。李桂枝开始有了一些恐惧感。

因为气候干燥，上着课，一个坐在前排的“泥猴子”样的男孩站起来，从兜里掏出黑黑皱皱的卫生纸，对着侯朝茹说：“老师你流鼻血了。你擦一擦。”

除了基础，也要充当知识的中介。“(学生们)学点地理，知道河南省大概是个什么形状，但要冷不丁问他洛阳市花，说到牡丹，他可能就不知道。”认知无法代替体验。侯朝茹说：“接触太少，没这个概念。”

刚来且末10天，县里就给这批老师发了当月工资。庞胜利攒了几个月，买了一台胶片相机。他与同在一个办公室的侯朝茹渐渐生出感情，决定结婚。于是在沙漠里拍了一张合影，让同乡的辛忠起暑假顺路带回去给父亲看。

学校是低矮的平房，课桌虽然凹凸不平，但配起长条凳，起码是完整的。老师的宿舍被重新粉刷，被褥用品一应俱全。“没有很大的心理落差。”侯朝茹说。

这样的方法几乎是普适的。学校有个叫艾孜的“问题学生”，他的班主任问郑婉君：只要找不到艾孜，我就会来你办公室，他就在你这里背生物，你有什么魔力？

10年前，由于工作压力，免疫功能下降，他患上了一种叫作“毛发红糠疹”的皮肤病，“像一层浆糊刷在身上又干了”。有人劝他到湿润的地方去生活，在南方，他确实感觉身上的“盔甲”软和了很多。但他坚称，这不是且末的问题。反而是在且末，他能忘掉自己是个病人，甚至忘记年龄。

沙漠筛选了一群人，又通过24年的隔绝，把这些简单的心志保留至今。辛忠起说，他们是典型的“大山的性格”：脾气直，笨拙，容易得罪人，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你可能很少听过一个人这么多年没有变。”庞胜利说，“我毕业的时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仍然是。”

“教出过好学生。”庞胜利说，上北大的也有，去香港的也有。这是一个个具体的希望，证明且末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但从整体来看，一位老师说，且末现在60%的初中生能考上普通高中，剩下的40%上职高。而这60%中的多数，都穿过沙漠往库尔勒去。近10年来，和多数县中的困境一样，且末留不住优质生源。

为了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视野开阔的母亲，侯朝茹看网课看成了近视。她学习的结论是，教育是陪伴、理解。“我们什么辅导班也没上，什么兴趣也没培养，就是陪着他玩。”

这批老师后来陆续进入高中部教学。2019年，且末中学的高中部迁入新校址，独立为且末一中。新的校园看上去和外地学校没什么差别，教室都有块屏幕，随时可以上网——但封闭的角落依然存在。考题题干里的“共享单车”“口袋公园”“民宿”……都是学生可以听懂，但无法理解的概念。

24年后，且末县的大巴扎(市场)里，依然开着许多假花店。任何想要在这里做鲜花生意的人，都要先思虑周全。即使是去它所属的地级市库尔勒进货，走新修的沙漠公路，驾车也要7个小时左右。

他们后来才意识到，在沙漠里，老师和植物一样，能有条件生活下来是最重要的。那里的植物大多根系发达。为了减少蒸腾，梭梭把全身都进化成细细的枝条，银白杨的叶片则厚实得像块羊皮，一面油滑，另一面绒绒的，躲避高温强晒。

沙土拌在日子里，一群人工作在一块儿，下班把班上的学生从头聊到尾。吃饭在一块儿，各炒两盘菜端出来，十几个人一起吃，有时喝点啤酒。玩儿也在一块儿，周末骑着自行车去爬沙漠，找个最高的沙丘，仰面躺下，叹“渺沧海之一粟”。没有浮尘的时候，夜晚能看到透亮透亮的星星。

“我知道，他是完全凭着意志力跑完那1500米的，可我还是对他的名次不满意。”晚上，李桂枝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我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我真正关心过他吗？我在意的只是班级的成绩”。

这时候，学生们仍站在操场上说话，上课铃响了，才慢慢踱回楼里。学校外面，路边的人就坐在沙雾里吃烧烤，出租车大敞着窗户载客，骑电动车的人偶尔眯起眼睛，沙子打得脸疼，也绝不戴口罩。之后，人们像扫雪一样，耐心地扫去门口、窗台上的沙土。

心思简单，又正年轻，往往不容易觉出苦来。李桂枝说，她有时觉得沙尘暴很美。当它将来的时候，天色会由黄转橙，视野越来越模糊，世界像被笼进一颗混沌的蛋黄里。风并不总是很大，有时只是树叶扰动。人在外面站一会儿，身上到处落一层沙。

在这里，成绩不好的学生也可以当课代表。“关键是要培养对学科的兴趣，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教历史的杨广兴说。在政治课上，庞胜利告诉学生：女孩也享有继承权。“可以这样吗？”她们问。丁建新认为，物理课能让学生以科学的方式认知世界。即使他们未来种地、放牧，也能够理解和适应农业机械化。

比如，“有没有谈恋爱？”体育系的女生王建超在打完一套拳后，听到这样的问题。体育老师要招两名，系里另有一个男生来应聘，招聘组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王建超一看，不对：“他不是我男朋友。”那个名字就被撤下来，换上了她后来的丈夫王伟江。

第五天，车子仍在沙漠里穿行。快到黄昏时，终于离且末近了，绿意蓬勃起来，车里也重新生出豪情。有人带头唱歌，甚至有人站了起来。

这里的孩子基础薄弱，到了中学，一些学生的拼音还没完全掌握。他们顽皮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课堂上说话的，扔纸条的，不交作业的，理直气壮说“我不会”的，还有干脆就不来上学的。

在多数的浮尘天气里，风是柔和的。县城看上去只是有了一场淡黄色的雾气，不过，是一种能被牙齿感受到的雾。一呼一吸，绕不开沙。有人笑称，这里的居民每天大概能吃下一块砖。

生活的面向不断打开、延展，他们开始为更多的人生角色负责。他们很少对自己产生歉疚的心情，但面对孩子却很容易——他们见不到牡丹花，没法去口袋公园里玩，绘画、舞蹈、钢琴、足球……那时没有这样的兴趣班。

“如果把孩子们都带出沙漠，这一片是不是真的会成为沙漠？”侯朝茹说，“既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在这里生活，为什么不让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呢？”

辛忠起的苦恼是，孩子似乎受本地环境的影响，“没什么竞争意识”。为了让孩子有一些“疆外的紧迫感”，辛忠起把她送回了河北上大学，“她说太潮湿，吃的东西太咸，没有拉条子”。

可沿着这长长的路，仍有新的年轻人来。近几年，且末从疆外招来了三四百名老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也为这里源源不断带来新力量。

隔绝有时候也成为一种益处，使人遵循自己的节奏。且末聚集着早年间从全国各地来开荒建设的人，糅杂着各种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你看着哪一点好，就可以学习它。”辛忠起说。

人到中年，父母离世，是近几年他们的隐痛。心越急切，路越漫长。辛忠起把黑白的“孝”字放在工牌的背面，每天戴着。两个月前，王建超的母亲也因病离世，她至今还处在自责中。

他们先是看到了一条河。因为这条河，且末自商周时期始，虽历经数次战争，两度被风沙掩埋，而文明延续至今。人们栽树、建水库，出土了世界最古老的拨弦乐器，开采出最大的和田玉石。住在乡下的学生要到县城上学，得先蹚过河。这里生活着约10万人，约70%是少数民族。

他们畅快地踢球。一群人跑起来，土操场上沙尘蒸腾，再踢上一脚——球消失了。一队人站在原地，等土缓缓落下去，再追过去踢。散场时，浑身都是土。

载歌载舞的维吾尔族居民十分懂得享受当下。这里最鲜艳的颜色，是街上女人们亮闪闪的长裙。“他们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工作放在第二位。”这令辛忠起也想问，“我怎么不会玩儿呢？”

庞胜利说：“教育是要不断地给人信心。”一个成熟的老师，必须得面对现实。“要实事求是地告诉学生，你所面临的这个现状，哪些经过努力可以改变，哪些改变不了。”

这些年他们有个传统，一人回家探亲，要去看看周边的其他人的父母。丁建新就是这样发现庞胜利家的老屋失修的。寒假结束回到且末，他提醒庞胜利，是不是可以在县城给老人买一套房？庞胜利立即计划起来，“老丁给我拿了10万元，一人拿一点，凑了40多万元。”最后，房子只花了30万元。

工作1年半后，李桂枝第一次回家，先是坐了12个小时的汽车到库尔勒，在火车站排队等了3天，才买到一张无座车票。在人挤人的车厢里站了4天之后，她恨恨地想：“再也不坐火车了。我再也不要回家了。”

且末学生的数量仍在增加，但老师总算不那么紧缺了。在退休之前，这批老教师将迎来且末中学的人口峰值。“‘硬骨头’就都被我们‘啃’掉了，‘啃’完退休。”辛忠起说。在这之后，他们想回到河北养老。

考出去的优秀学生不一定再回来，能成为副校长的学生也是少数。用老师们的话说，他们更多是“培养普通的劳动者”，使他们心地善良，靠自己的双手平凡地生活——且末正是这样建设起来的。

在初到且末的讲台上，庞胜利就跟学生说，这里以后会通火车、会有高速公路。而底下的学生懵懵懂懂，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政治教研组长对此评价：庞老师，你眼界太开。

这个祖籍浙江的“疆二代”，至今没见过海。“每次回老家都在下雨，哪儿也去不了！我宁愿刮10天沙尘暴，也不愿意下10天的雨。”他在武汉上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且末，经营父亲的眼镜店。“这儿至少比较干燥。”他说。

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支持这些孩子的选择。直至出发前，王建超的母亲依然拒绝和女儿说话。为了逃避家里沉闷的气氛，李桂枝去同学家玩了5天。

这些年轻的教师后来坦言，他们当时很少有清楚而强烈的职业理想。鼓动着他们的，更多是对世界的好奇。1999年起，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宣传片，画面里有看不到头的油菜花。她想，怎么还有那么大的地方？河北的村子挨着村子，她最远只到过石家庄。而庞胜利、李桂枝、丁建新……连保定也没离开过。“到新疆是偶然，去远方是必然。”22岁的李桂枝压根儿忘记了自己不吃羊肉。

2000年，且末中学的校长段军从沙漠里走出来，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教师。县里即将升上初中的学生有7个班，而班主任只有1个。

学生郑婉君读完大学后，放弃了在库尔勒执教的机会，回到了且末的初中教书。她认可自己的普通：“我的文化水平也不高，也不像人家(硕士)研究生、博士毕业的，到别的地方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这里，我能做的更多。”

沙漠里的植株低矮，为了扎根，它们把营养都分给发达的根系。有人用“15粒来到且末的种子”来比喻他们的扎根奉献。其实，有粒“种子”说：“年轻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好，我就会走。”

一路向西，窗外的绿一天比一天少。空气越来越干，大家不断地喝水。第三天，火车到达库尔勒，他们住了一夜，又上了汽车。去一个县城应该不会太远了，李桂枝这样想着，又看到校长搬了许多瓶装水上车。

侯朝茹的选择则让父亲“强烈地自责”。侯父患病，家境贫弱，女儿的学费是父女两人一家一家找亲戚借的。侯朝茹承诺：“等毕业工作了，我还。”

天越来越冷了。那是他们经历的第一个沙漠里的冬天。听说这季节经常断电，蔬菜也很难买到。老师们提前备了蜡烛，买了辣椒、茄子和豇豆，煮熟后晾在房顶上，准备过冬吃。没想到一晚上被大风吹得精光。

“我想让他变好，但是没有经验，就束手无策，甚至感到厌烦。”李桂枝在她的《大漠教书日记》中写道，“学生们带着戒备的目光审视着我，我也总是带着挑剔的眼光看着他们。每天上完课，批改完作业，剩下的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第一圈，第二圈，他都坚持冲在第一个。班上的同学高兴地大喊，为他加油。跑到第三圈，我看出他的体力渐渐跟不上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第四圈，其他队员一个个都从他身边超过，不管我们再怎样为他加油助威，他都力不从心。最后，同学们也都觉得没希望了，都不再大喊，只是唉声叹气。”

2001年，王建超和王伟江“稀里糊涂”地买了房，总价5万多元。消息是校长段军带来的，贷款是学校帮忙跑的，王建超唯一所做的努力，是和王伟江领了个结婚证，可以优先选楼层。但楼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平房才正拆呢。段军后来坦白：“只要买了房，就说这老师肯定走不成。”

他说，如果2000年的他见到现在的自己，应该会喜欢，也会惊讶——不是因为有房有车，而是一个农民出身、有些自卑的孩子，能有现在这样内心的自足。这是被需要的价值感。

为了这些“普通学生”，老师们把自己的职业生涯逐渐交付于普通。基础题翻来覆去地讲，人生道理口干舌燥地说，考上重点学校的学生屈指可数，而微末的教育细节，又难以用绩效与考评衡量。庞胜利认为，“教育的效果，或许要等到10年、20年以后才能显现。”侯朝茹有时会问他：“咱是不是有点阿Q精神了？”

boyu博鱼sports2000年，保定师范专科学校的15名毕业生在欢送会上各自收到了一捧鲜艳的假花。他们要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教书去。

学校门前的一段土路被洒上了水。后来的乌鲁木齐警察依力亚·吾斯曼，当时的初一学生，站在校门口的队列中迎接这一批新老师。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直到高中，他才第一次走出且末县。

要进沙漠了。看到一只野骆驼，他们兴奋不已。吹来一阵沙，他们又惊呼。两边沙丘绵延不断，车子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像一叶扁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航行”。

为了省钱，李桂枝从来不坐飞机回家。她开车回去至少要三四天，这个时间后来被辛忠起缩短到两天半。今年年初，他接到电话，得知父亲病重，“暑假回的话可能见不到了”。他昼夜不停地开车，终于给父亲送了终。

路上，他们第一次吃了新疆拌面。“一会儿就扒拉完了，大家都说吃好了，段校长又说新疆加面不要钱。呼隆一下子，大家都喊老板加面……后来，老板说面没有了。”化学系的周正国回忆道。

且末人与沙尘相处的能力，这些老师也很快习得。午休时间，如果淘气的学生去浑浊的水渠里游泳，回来时已经晒干，只需抓着他们的胳膊，指甲一抠——出现一道浅白的泥印，就可以安排罚站了。

他们到库尔勒的学校去交流，有人要把电脑上“且末一中”的字样遮掩起来，怕专业能力被人瞧不起——他们很少有机会讲解难题。但“好老师”来了，也不一定教得了这批“差学生”。年近50岁的辛忠起说，他们是真正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批老师。

在大漠深处生活了24年的侯朝茹——当初的毕业生、如今的且末一中教师，在去年的9月10日，接连收到了两捧湿漉漉的鲜花，来自她带出的第一届学生。

当时，这里的沙尘暴、扬沙、浮尘天气，一年之中长达两百多天。有俗语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大风埋村屯，小风石头滚。”当地人连形容椒麻鸡的辛辣美味，也说“嘴里像刮了一场风”。

郑婉君在高一时患了脑瘤。做完手术回学校后，她的数学只考了6分，被同学说是“傻子”。父亲不舍得再让她上学，是井慧芳把她留在了学校，告诉她：“可以不写作业，但要听课，不需要考虑太多，学就行了。”

一个烦躁的下午，李桂枝离开了学校，朝着车尔臣河的方向走去。路边的野草黑黝黝的，长得杂乱无章。她想起保定校园里的草坪，嫩嫩的黄绿色，整齐可爱。“为什么且末的草是这个样子的？”

依力亚·吾斯曼说，是这批老师的到来，让他第一次知道了“上大学”这个选项。他考上了巴州二中，高考后去了华东理工大学，之后又上了中国刑警学院。

2020年，志愿者郭珊在1年服务期满之后，正式留在了且末教书。她从四川来，和20年前的那批年轻人一样向往远方。不同的是，她经历过城市的繁华，知道便利的交通并不总是给人幸福。实习时每天通勤，她要在地铁里待上一两个小时。而在且末，“时间都花在了人身上”。

“学生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他们的评价标准就是‘我喜欢’。”李桂枝坦言，“而他们的喜欢，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相近”。

2001年秋天，新的教学楼竣工，师生们搬进了有暖气、饮水机和电脑教室的楼里。2003年，学校附近开了网吧，有学生逃课去打游戏。王建超的塑胶操场则要等到2017年。每次体育比赛前，她还是要给土场地洒水。

招聘结束后，段军回到且末骄傲地宣布，自己招到了一个“会武功”的老师。这个“会武功”的教师——面试时打了一套拳的王建超，后来拿到了专升本的录取通知书，想先去上学，毕业后再来工作。但通信实在太不方便了。她只有学校值班室的电话，又正值暑假，怎么也联系不到校长说这事。最后，只得带着一身“武功”来报到。考上学的事，她没敢跟家里提。

老师们发现，很多维吾尔族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以鼓励为主，“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哪里都好”。他们自信、开朗，大大方方地跳舞。在高考的心愿墙上，一位维吾尔族学生写着：“心宽福自来。”

这是他们20多年来第一次聚会。聚会是曾经“没少被收拾”的学生组织的，地点选在另一个学生开的川菜馆里。他们说，侯老师“还是那样子”，只是戴上了一副眼镜。县城就这么大，眼镜也是从学生开的店里配的。

学校里的老教师说：学生的起点在哪，老师备课的起点就在哪。所以一边给字词注音，一边讲课——历史老师这样做，数学老师也这样做。“知识什么时候、到处都可以学。”侯朝茹说。

她班上有个智力缺陷的男孩，一直说：“老师，我傻，我不会。”郑婉君课后把他叫到办公室，反复教他说“我不傻”，鼓励他坚持画画。

这个执拗的父亲写道：“以后不要提‘不孝’二字，你这是到了祖国需要你的地方。望你不要想家，不要凄凉，那里有你同去的同学。你要努力工作……为建设新疆美好将来，栽上万朵鲜花。”

“我们挺喜欢刮沙子。”曾经的学生洪万疆回忆，这是学生们最高兴的时刻——沙尘暴严重时，学校会放学。就算教室里开了灯，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背上书包结伴回家，在路上疯跑。“多严重的沙尘暴，都不影响我出去玩。”

20多年过去，这里到处都是和他们有关的人。超市里的收银员，菜场老板，路上的交警，医院、烟草公司、幼儿园、财政局、气象局……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他们教过的学生。许多维吾尔族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但见了他们，会说“老师”二字。

以前离家前，父亲总要给庞胜利写点字，让他带上。“替祖国争光，为人民服务。”庞胜利不好意思地笑笑，“在一些年轻人看来很可笑的，又不是领导题词。”

起初，这里用电紧张，常常停电，“电视机是个摆设”，学生们接收信息的渠道狭窄。报纸来了，庞胜利把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

第一次经历沙尘暴，李桂枝是被呛醒的。她起身关紧门窗，接着入睡，再醒来时，嘴里是沙，脸上是沙，枕头上、被子上、碗里……屋里到处都是沙。

现在，且末有了新机场，庞胜利口中的“国家环南疆铁路”规划也实现了。2022年，和若铁路通车，结束了且末没有火车的历史。同年，尉且沙漠公路也正式通车，将且末县到库尔勒市的公路距离缩短了约350公里——可回去的路仍长长的。

辛忠起始终记着这个学生。当上教学管理处主任以后，他很难在学校里顺畅通行。“光楼道里走一走都好多事，走两步，停下来管一下。管了以后感觉还挺好，回去累了，睡觉了，总觉得悄然改变了些什么。”

“以前想不通，一个班45个人，作业为啥才给我交了35本？”庞胜利一开始会生气，后来发现，每本各有缘由——有些听起来像是狡辩，但或许真有这样的事实：有学生是因为跟某个老师对着干，所以不写；有些学生虽然不想写，但也不愿意抄，“他认为抄作业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