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深：当时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内山完造认为，虽然国与国之间关系恶化，但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可以保持友谊。内山完造希望内山书店能够成为中日文化人之间交流的空间。他也是日中民间交流的一个践行者。

王励勤表示，乒乓球事业的发展，除了在赛场上争夺荣誉以外，更要弘扬体育精神、乒乓精神，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也应有创新举措。近年来，上海市乒协开展的“帕金森与乒乓”系列论坛讲座、残健融合乒乓球赛事等，就体现了对社会的关心，在公益领域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乒乓球运动作为广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各级各类乒乓球协会组织在推广发展乒乓球运动的同时注重与公益事业的结合，既是一种社会责任担当的体现，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新社记者：除了鲁迅外，内山完造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知识分子也保持着密切联系。内山书店还经常举办“文艺漫谈会”。为何内山完造注重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

中新社记者：鲁迅晚年以内山书店为私人“会客厅”，《鲁迅日记》中记载鲁迅去内山书店的次数多达数百次。您认为鲁迅为何对内山书店“情有独钟”？

内山深，1972年出生，日本东京内山书店现任社长、内山书店第四代传人。其祖父为内山完造胞弟、东京内山书店创办者内山嘉吉。内山深自1998年开始打理内山书店，2018年就任内山书店社长。中新网上海4月23日电 (记者 缪璐)4月23日是“世界乒乓球日”，2024国球大讲坛系列之“世界乒乓球日”乒乓与公益论坛暨“小银球大环保”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当天在国际乒联博物馆和中国乒乓球博物馆(以下简称“乒博馆”)举行。

内山书店之所以被广大中国读者知晓，很大程度上来自内山完造和鲁迅的友谊。内山书店也一直对鲁迅抱有感激之情。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一直和内山家族保持着紧密关系，鲁迅的家人也很重视内山书店。时至今日，内山家族和鲁迅家族依然保持着来往，相互帮助。

内山深：东京内山书店自设立起，其初衷就是想通过书籍让日本人更加了解中国，比如中国的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等。当下，日本读者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学习汉语的书籍。来此购书的有学生、上班族以及老年人，他们都是汉语学习者。最近，很多年轻读者来书店购买中国流行小说以及中国人气电视剧的原作小说。他们不少人购买的还是中文原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购买中国原版漫画的日本读者也变多了。以前，我听说很多中国读者，为了能读懂日本原版漫画而学习日语，现在倒过来的情况增多了。

此外，内山书店的销售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比较罕见，为开架售书。读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而那时中国的很多书店则将书籍摆放在柜台后面，客人购买时再从中取出，这种售书模式较为封闭。

本次活动以“乒乓与公益”为主题，展开一系列深度对话与互动讨论。上海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上海市竞技体育中心主任王励勤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为了庆祝属于乒乓人的节日，更是为了探索乒乓球运动与公益事业如何携手并进，共同塑造更加美好、更具人文关怀的社会图景。乒乓球，这项被誉为‘国球’的运动，以其独特的魅力，连接了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传递着友谊、健康与快乐。而公益，则是我们对社会的深情回应，是我们对他人关爱的实践，是我们对美好未来的期许，期待这场论坛能够成为思想碰撞的舞台，智慧交融的平台，公益行动的引擎，推动乒乓公益事业迈上新的台阶。”

内山深：内山完造去过中国，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交流，看到了对方实际的生活。内山完造认为，要想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好，必须更加了解彼此。他想让日本人了解真正的中国，因此写了《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上海霖语》等书。《花甲录》是内山完造在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出版的。内山完造觉得，自己能做的事就是让日本了解中国人平时真正的生活、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以及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他是为了增进日本对中国的理解而写了此书。在深化日中关系、加深彼此理解上，内山完造竭尽了全力。

在东京内山书店内，寻找汉语学习书籍的日本读者，会与正好来购书的中国读者不期而遇，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交换购书的心得和一些书籍的信息。这种读者之间互动的故事在内山书店时有发生。我希望内山书店能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空间。(完)

中新社记者：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您的祖父内山嘉吉在东京也开设了内山书店。自1917年创立以来，内山书店已有百年历史，其中留存着哪些“鲁迅印记”？

乒博馆期望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能在乒乓的律动中感受公益的魅力，在公益的实践中领略乒乓的精神，用公益行动赋予乒乓运动更深的社会内涵，让乒乓运动的快乐与公益的温暖交汇成一首和谐的交响曲。(完)

内山深：我们首先应该和自己周围的人交朋友，增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内山书店会积极给予援手。个人之间的感情当然会受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让民众了解政府层面以外的事，让普通日本民众更加了解中国。

鲁迅第一次去内山书店是1927年。此前，鲁迅已辗转去过北京、厦门、广州等地，最后至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内山书店应该是偶然。然而，考虑到鲁迅所从事的工作，我认为这是必然。因为书籍对于鲁迅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进口书籍销售，很多进步书籍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买到的。只能说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一种特殊的缘分。

亚联娱乐7996内山书店对中国读者而言，不仅是语文课文的记忆，更是与鲁迅密切相关的历史文化符号。上海内山书店被称为“鲁迅的会客厅”，见证了鲁迅与内山完造的深厚友谊，也见证了中国左翼文学的蓬勃发展。

活动中，徐寅生与上海、江苏、安徽“两省一市”乒协及合作方代表共同宣布“小银球大环保”公益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通过上海、江苏、安徽“两省一市”200余家乒乓球俱乐部，向大众开放废旧乒乓球1:1以旧换新活动，旧球回收后，将送入工厂统一制成环保再生球拍柄的乒乓球拍，以此倡导绿色生活理念，推广环保知识，激发社会各界对环保的关注与行动，助力绿色体育的发展。

国际乒乓球联合会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指出：“乒乓球运动的初衷和目标，依然是为了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了大众福祉，通过今天的论坛，我们都学习到了很多，在今后，希望更多力量能结合起来，让小小的乒乓球在传递运动乐趣的同时，也能成为推动环保事业的使者。”

值得一提的是，内山书店还可以赊账购买。当时曾有人告诉内山完造，在中国做生意最好让买家先付款，如果赊账可能会有人不付钱。然而，内山完造并没有采纳。这和内山完造是一名基督教徒有很大关系。他有一种基督徒式的平等和互信的精神，还有一个比较朴素的思想，就是认为喜欢书籍的人当中没有坏人。这些因素让鲁迅对内山书店抱有浓厚兴趣。至今，东京的内山书店依然保持着对熟客的赊账销售。

在日本，不少小学已经开始使用平板电脑进行授课。我并不反对使用电子版教科书，但同时认为应该给孩子增加接触纸质书的机会，例如给孩子购买小说或者绘本等，这样孩子们才能同时感受到纸质书和电子书的优点。

内山深：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购买纸质书的读者确实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电子书很方便，电子书本身并非不好。不过，我认为让读者喜欢上纸质书非常有必要。必须让读者体会到前往实体书店探寻书籍的快乐，这样喜欢纸质书、购买纸质书的人才会增加。

内山完造之前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经历。在融入中国社会、适应中国生活方面，想必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帮助。因此即便承担风险，内山完造也一直没有放弃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保持同中国的交流往来。这可以看作是内山完造的一种“报恩”。

内山深：内山完造1913年到上海后，最初在中国各地售卖眼药。他的妻子内山美喜子当时赋闲在家，由于找不到事做，于是萌生了开设书店的想法。1917年，上海内山书店开业。最初主要由美喜子经营，出售的书籍大多与基督教相关。后来读者逐渐增多，书店规模因此扩大，内山完造也辞去售卖眼药工作，专心书店经营。

内山深：我的祖父内山嘉吉和祖母在上海举办婚礼，当时有一把扇子，上面有来宾留下的贺词。鲁迅题写的贺词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扇子上还有郁达夫等人的名字。这把扇子已经很旧了，我们把它固定起来放在镜框里保存着。

内山完造是中日友好的一座桥梁，他与鲁迅结为挚友，不仅为其代理著作发行，还多次在危难时刻保护鲁迅。如何理解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鲁迅为何对内山书店“情有独钟”？百年内山书店中留存着哪些“鲁迅印记”？内山完造家族后人、日本东京内山书店现任社长、内山书店第四代传人内山深，就上述问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中新社记者：内山完造曾担任日中友好协会首任理事长。他在1960年出版了《花甲录》，被认为是日本汉学的重要著作。您如何看待内山完造在促进中日友好上所作出的贡献？

内山深：在与内山完造相识之前，鲁迅先生和大学老师、知识分子以及文学家的交往更多一些，与书店商人的交往则相对较少，和内山完造相识应该是比较新鲜的体验。内山完造对于中国人抱有同等的信任，他以平等、信任、友好的态度来做生意，我想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鲁迅。同时，内山完造也非常珍视同鲁迅的交往，他们是彼此欣赏的友情。

中新社记者：内山完造与鲁迅相识相知近十年，多次在危难时刻为鲁迅和他的左翼友人提供避难之所。您如何看待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

除此，我们还保存着鲁迅送给内山嘉吉的书籍《北平笺谱》，上面有鲁迅的亲笔签名。《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以《北平笺谱》寄赠蔡先生及山本夫人、内山嘉吉、坪井、增田、静农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