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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黄牛”倒票案件。案件资料显示，犯罪嫌疑人利用自行研发的抢票软件，凭借已经掌握的他人有效身份信息，抢占大量门票资源。通常而言，门票预约成功与许可退票之间有近7天的“时间差”。在招揽到真正游客后，他们利用这个“时间差”不断在预约系统上秒退秒抢，如此反复。据了解，仅2023年暑期，该涉案团伙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非法获利30多万元。

“书店每天放不到3000个预约名额，有多少是被这样的‘黄牛’抢占了？简直是占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牟私利。”郭科感到无奈。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平台上有大量出售该书店参观名额的“黄牛”，发布类似“全天预约找我，随时可以参观，预约码全天可进”的文案。记者注意到一则宣传随时可以“买号”进入书店的帖子，咨询后，该“黄牛”告诉记者：“我们这里会提前抢很多号，现买现发。”

“其实脚本就相当于一个模拟器，能够模拟人抢票点击的全过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信息枢纽研究助理谢怡萱告诉记者，这种脚本能够在开票的一瞬间模拟人手点击，在首次点击抢不到票的情况下，还能够通过连续点击抢进回流票，速度远高于手速，抢票的成功率也就更高。

“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中，对‘黄牛’倒卖门票的具体行为尚缺乏明确和专门的司法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因此，出台专门司法解释等对此类行为进行明确和规范具有必要性，不仅可以提高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精准度和力度，还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专门对涉及“黄牛”的相关案件进行过梳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说。

不仅是博物馆门票，《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演唱会、景点、展览馆等需要“抢票抢号”的领域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一些“地狱级抢票难度”的热门演出、展览，让心向往之的消费者不得不以高出原价数倍的价格向“黄牛”购买。门票市场“黄牛”或有自己的购票渠道，或采用“人海战术”，组织大量“抢手”进行抢购，有的还运用科技手段，开发“脚本”“抓包”程序进行“机抢”。这种“机抢”程序同样成了商品，被明码标价出售给有抢票需求的网友。

“自动抢票脚本，可以比别人提前进入买票后台……”在某社交平台上，只要输入“抢票脚本”关键词，便有大量宣传售卖抢票脚本的信息出现，业务范围涵盖了抢演唱会门票、抢车票等。二手交易平台上抢票脚本价格浮动较大，在1元到200元不等，价格高的通常是买了脚本后卖家承诺“包教包会”。

“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黄牛’，他有抢票的信息会发给我们。”来自江苏的黄琳为“挣外快”而成为一名演唱会门票“抢手”，她告诉记者，组织他们抢票的“黄牛”自称“票务”，会不定期在“朋友圈”和“抢手群”中发布信息，通知“抢手”们开抢。

不久前，有媒体在国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30位游客，只有两人通过正规渠道预约成功，其他28人都是由“黄牛”代预约的。据故宫博物院技术人员介绍，暑期高峰时段，故宫博物院小程序售票系统初始流量中“黄牛请求”占比整体接近90%，如果不做拦截和处置，普通用户很难参与竞争、买到门票。

受访专家认为，“黄牛”屡禁不止的原因涉及供需关系失衡、技术加持与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以及消费者心理等多重因素。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博物馆门票，只要是稀缺资源，就会成为“黄牛”倒卖的对象。而“技术手段”等加持下，“黄牛”抢购成功率越来越高，使得普通公众在官方渠道难以买到票，只能转向“黄牛”市场。对此，一方面应由相关部门及时发现、严厉打击、依法治理“黄牛”倒卖门票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博物馆、售票平台等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自身的放票规则，堵住预约或售票环节的漏洞。

在记者入群的第一天，便有近60条抢票订单。这些订单上写明了“雇主”所需要的演出日期、场次。除此之外，还有姓名、身份证号等具体的个人信息。个别订单上标明了“独家”。

在记者咨询某博物馆门票时，一“黄牛”推荐称VIP票“更实用”，能够免实名进入博物馆，“免于被毒辣的太阳炙烤，率先步入文物殿堂”。该“黄牛”给记者发来了VIP票的图片，记者注意到，门票上标注有“合作票”字样，同时明确写着“此票不得出售”。

除了转让手头上的预约号，不少“黄牛”还做起了“代抢号”的生意，比如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随处可见诸如“接各种代拍，静待你，不管是旅游景点还是博物馆，什么都可以”的广告。记者咨询其中一位卖家得知，对于需要实名进入的景点与博物馆，需要提供身份信息给“黄牛”，“黄牛”抢到号之后，支付约定好的“代抢费”。记者注意到，多省的博物馆均在“黄牛”代抢的行列之中。

上海市民郭科告诉记者，上海某网红书店就实行了这样的预约制，该网红书店会提前在其小程序上放出一天5个时间段的预约名额，每个时间段约有500多个名额。近日，记者浏览该小程序发现，书店预约情况相当“火爆”，5天内所有时段均显示“约满”。

根据过往的办案经验，陈曦注意到，目前非法开发者更多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售抢票程序，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且一些抢票脚本能够在“被封”后随时“改头换面”重新上架，监管具有很大的难度。

刚刚结束的暑假，各地游客数量激增。一些网红景点推出了预约制度，即提前在小程序上“抢号”，并按照所预约的特定日期及时间段进行参观。这种预约制本是为了控制客流，却让“黄牛”嗅到了“商机”。

调查中，记者随机添加了一名“黄牛”，其社交“朋友圈”内充斥着市面上热门歌手演出的开票代拍信息，且晒出了不少代拍成功的订单。记者选择一场热门演唱会咨询该“黄牛”，其表示“只要放票，命中率就会很高”。当记者询问如何保证抢票成功率时，该“黄牛”称，“我们有团队，机器抢”。

“对于‘黄牛’的‘科技手段’，单纯从法律上制约存在一定难度。”陈曦认为，随着科技的进步，“黄牛”抢票的手段会更多，除了法律及监管力量的规制外，相关的售票平台还应该加强技术防御。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指引方向，也让世界对共同建设繁荣未来充满信心。

据黄琳透露，热门演出的票只要抢到一张，“抢手”就能够获得四位数的“抢手费”，“你永远都不知道，在你上头叠了多少个‘黄牛’在层层转卖，最后一张票到了买票的人手里要五位数”。

新宝太阳平台“最开始，我还抱有希望，连续几天都紧盯预约系统，但哪怕是分秒必争，最后也没能在这场‘抢票大战’中胜出。”为了不让亲戚朋友失望，刘宇只能“转战”某二手交易平台，找“黄牛”买了3次共7张票，一共花了3300元。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实践中，由于证据收集困难、执法成本高等原因，导致“黄牛”依然猖獗。部分消费者甚至出于“能买上票就不错”的心态，对“黄牛”票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和依赖。

“‘黄牛’圈会有很多层的代理商，上层‘黄牛’拿到内部票名额之后会往下级代理商传，一个群有上百个人收到信息，然后又往他们下一级的群去卖。每个‘黄牛’都可能把这个票卖给自己的客户，往往名额就那么一两个，却卖给了很多人。”陈曦说，最后，“黄牛”一般会选择高价卖出，对于下级“黄牛”来说，如果上级的“黄牛”没有拿到票，又不退钱，那么下级“黄牛”就会直接“跑路”，对消费者违约不退钱。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指出，“黄牛”抢票无论是通过人工或编写脚本软件抢票，再加价倒卖，都是违法的，均属于倒卖有价票证，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如果倒卖的数量、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就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

“打击治理‘黄牛’的难点主要在于违法成本低、监管难度大和消费者需求旺盛等方面。相较于高额的违法收益，现有相关规定的处罚力度显得较轻，无法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导致‘黄牛’愿意为了高利润冒险。‘黄牛’倒票行为花样繁多，交易方式隐蔽，加上涉及人员众多，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打击难度。即使警方投入大量人力去打击‘黄牛’，也难以覆盖所有乱象。”陈曦说。

“最开始，国博的暑期门票一张至少加价100元，价格视日期不同会有不同程度的浮动。之后便越来越夸张，说‘不保证一定预约上，须提前7天下单’，加价500元的都有，如果有临时需求，1张至少加价1000元。”刘宇说。

在各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此类VIP票的价格被哄抬至500元至800元不等。除了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该类票还在各大第三方旅游平台出售。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些博物馆的绿色通道口，持有VIP票的游客只需要出示实体票即可进入场馆。据介绍，此类门票一般属于“合作单位的赠票”，并不对外流通。

原本免费预约参观的书店，“黄牛”抢到的预约码商品链接标价8元。记者进一步咨询被卖家告知标价是“引流价”，实际售价为12元。记者下单后，该“黄牛”发来一张二维码截图，称出示即可入场。随后郭科使用记者购买的这张“黄牛”预约的二维码截图，顺利进场。

“我们主要是靠人多，能不能抢到看运气，还有一种票是录入票，那种价格就更贵了。”据黄琳解释，录入票是一种“渠道票”，即主办方留存的赠票，一些有关系的“黄牛”能够拿到这些赠票，并高价变卖。部分景点、博物馆等也存在这样的赠票，也能够被有渠道，有关系的“黄牛”获取并流向市场。

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名卖家，他告诉记者，该程序能够覆盖多个抢票平台，只要在程序中输入场次、主选票价、备选票价以及观影人数，就能“到点开抢”。

为了解代抢流程，记者加入一个名为“发财变富豪”的“抢手群”。群里共有200余名“抢手”，且每日源源不断地加入新人。该群的群公告昭告着：“我们是接代拍的，抢不到没有任何后果，就当练手。”群主不断鼓励“抢手”们拉人进群，每拉满15人就有“红包奖励”，“大家也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抢，朋友抢到了我给你佣金的10%作为奖励”。

记者询问群主得知，“独家”即“雇主”直接找到该群组织者进行抢票，而“非独家”的订单，则是该群组织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抢票订单，“不止我们这一家帮忙抢”。就这样，“雇主们”的个人信息在200余人甚至是更大范围的“抢手群”中被一次次转发、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