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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陪诊行业良性发展，邓勇建议，应鼓励退休护士等具有一定医疗背景的人积极加入职业陪诊队伍，建立职业陪诊公信力评价系统，通过平台评分、信息公开机制，提升陪诊机构及陪诊人员的社会公信力。

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司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至11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64.1亿人次。其中，医院诊疗人次数38.6亿人次。此外，2023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近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4%。庞大的潜在需求群体为陪诊行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张丽在陪诊过程中发现，除了因不了解就医环境、行动不便、不会使用智能挂号缴费设备等产生的硬性陪诊需求，还有人在患病时易产生孤独感，渴望陪伴的情感需求，陪诊师的陪护和交流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种孤独感。

邓勇认为，实践中出现的部分陪诊师“倒号”行为，问题并不在于谁有权替别人挂号，而在于实名制是否得到落实、就诊人员与挂号信息是否一致、信息系统是否科学合理等。

“在异地就诊情况中，职业陪诊的优势更为突出。”张丽说，患者为追求更佳的治疗效果往往涌向一线城市的大医院，他们对新的就诊环境完全陌生，而陪诊师能帮助其高效完成挂号、缴费、取药、手术等流程，避免耽误诊疗时机，减少治疗费用、住宿成本等经济负担。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医疗资源集中、就医需求旺盛，目前，陪诊从业者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服务人群包括外地患者、空巢老人、孕产妇、慢病性患者、癌症患者等。

拒绝收费1024拒绝收费排队、检查、楼上楼下跑，繁琐的就医流程常让外地患者、老年患者等群体感到无助。近年来，帮助患者挂号、排队、陪同做检查、取药和检查报告、与医生沟通的陪诊师行业兴起。该行业还吸引了一些专业护士加入。

有网友表示，不同平台陪诊师的服务质量也良莠不齐。更有人质疑，陪诊师是变相的“医疗黄牛”，并由此牵扯出陪诊师能否提供挂号服务等争论。

针对网友质疑，邓勇建议，医院应强化管理，有序引导，健全投诉受理、责任调处等追责机制。相关部门也应实现对陪诊机构及平台的有效指导与监管，避免出现坐地起价、虚假陪诊等不良违规现象，维护好患者和家属的合法权益。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教授邓勇表示，预约挂号制度是各地广泛运用的便民就医服务，陪诊师如果只是用患者身份证帮助挂号、取号，不存在合规性问题。如果存在使用虚假身份证恶意挂号、顶替就医的现象，会被系统拒绝或无法正常就医。

“陪诊行业呼唤更有针对性的监管和引导。”周黎俐向记者表达了原因，一是有了明确的管理部门，就会有相应的行业规范，而相关规范是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二是陪诊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有很多发展诉求，但现在由于没有明确的上级主管单位，这些诉求很难得到及时反馈，遇到的问题也难以及时解决。

她认为，困难和挑战主要在于人们对陪诊的了解还不充分，还有很多误解和防备心理。一方面，行业宣传普及工作不足；另一方面，一些从业者的不规范行为损害了行业的形象和口碑。

如何判断陪诊师是否是变相的“医疗黄牛”？邓勇说，可以通过陪诊师的挂号方式、手段进行区分，例如，是否使用非法抢号软件、是否有囤号和暴利行为等。

陪诊市场的内在问题也一直是行业发展的绊脚石，例如，从业人员准入门槛低、职业陪诊主体权责边界不明、职业陪诊信息不对称、收费标准不明确、职业陪诊安全难以保障等。

记者了解到，当前，一些家政服务公司、陪诊APP、二手平台、社交APP、网购平台等皆可提供陪诊订购服务，但在不同平台，相似的服务价格却相差较大，有的低至50元，有的高达600元。

邓勇也表示，应当加强职业陪诊行业规范，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推动形成行业自治，多举措缓解就医难问题，实现职业陪诊行业的综合治理。他还认为，未来，随着“互联网+医疗”的应用，智慧医疗、网络就诊、居家就诊等模式的成熟，将大大减轻公众的就诊难度，以简单“跑腿”作为主要业务的职业陪诊服务也将顺应时代面临转型。

“老年患者需要陪护，外地患者需要本地向导，他们是目前购买陪诊服务的两大主要群体。”蓝豚医陪主要负责人周黎俐向记者坦言，就现阶段而言，陪诊行业的市场规模仍不够大。

不过，在缓解部分人群就医难题的同时，也有人说陪诊行业鱼龙混杂，并且有“医疗黄牛”之嫌。果真如此吗？如何加强行业监管和引导？记者对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张丽是解放军某医院的一名护士，工作之余，她在蓝豚医陪兼职做陪诊师。谈起陪诊感受，张丽对记者说：“陪诊师对于医生来说像医生助理，对于患者来说像临时家人，他们是医患间的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