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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恩：从我们个人来说，你会不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衣柜越来越小，鞋柜越来越小，买了很多，想扔结果又舍不得扔，这就是碳排放的一个源头。从生产开始到加工运输，消费者购买、使用，都是碳排放的过程。穿衣服当然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也是我们大家能够做的基本的事情。

除此之外，就餐点单、交通出行等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作出努力，应自发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需要国家部门等进行配合，这就是2016年健康中国里提到的“健康入万策”，要各个部门都进行配合，形成联动机制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开幕式现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绿普惠科技（北京）联合创始人张立教授在论坛现场发布《阿拉善SEE气候周行动纲领》倡议：“阿拉善SEE将持续发挥环保公益组织的专业力量，搭建专门平台，收集典型案例，完善沟通机制，为企业、学界、环保公益组织、媒体及公众的多方参与提供服务。”

北京去年七月份的高温，你们应该有所体会。从来就没见过那么高，跨过40度，现在我们的升温是年年创纪录，每一年都是最高，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每年因为极端气温的产生导致的直接死亡人数，全球大概在500万左右。如果今天全球近80亿人生活生产的方式不改变，那到2100年，因高温天气死亡的人数每年可能多达1000万。所以我们国家在几年前就积极响应巴黎协定，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如果中国这个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人类的贡献就是巨大的。

经济学在慢病的应对管理上，其实可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第一，经济学是讨论资源有效配置的。所以从宏观层面上看，我们无论是从医疗卫生政策、医疗技术的研发还是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都应该把慢病的管理作为主线来推进相应的工作。

刘国恩：气候变化对于人类的影响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气候一旦变化，人人都会遭殃。尽管高收入群体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更好的手段方式适应或者调整场所场景，但低收入者适应性就比较差一些。第二，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是温水煮青蛙，他不是一下就让我们感知非常的强烈，往往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现象是很难有回头路可走的，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技术的研发确实需要投资。医药领域里的技术研发大概率是先针对疾病找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方法，来进行药品、器械研发等，剩下的都是比较难啃的骨头。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期望寿命的提高、社会的进步，未来的医疗技术攻克难关的难度系数会越来越大。投入的这个规模、力度都会越来越大。这就带来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就是投入的费用，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

现在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比19世纪末升高了1.1 ℃，而《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变暖上限是1.5℃。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温变暖正在改变气候，破坏自然的正常平衡，也会给人类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2024年6月5日是第53个世界环境日，这一天也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起日。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内蒙古阿拉善盟发起成立。20年来，阿拉善SEE在荒漠化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教育等多个环保议题领域，与当地政府展开了深入的合作。

随着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持续上升，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环境污染带来的破坏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会议期间，刘国恩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刘国恩表示，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人类也为之付出更大代价，升温、污染、生态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凸显，而这些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是平常且不易察觉的，人人都不可避免，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来积极应对。

澎湃新闻：医疗技术创新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但医疗技术创新往往伴随着高成本。您如何看待医疗技术创新与成本效益之间的平衡？

会议期间，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发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国恩作了题为《人类文明：经济增长与星球健康》的全会演讲，他表示，过去两百多年人类的经济增长了很多倍，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明显。我们不应该把经济发展指标定为绝对的标准，而是要看付出的增长代价。为此，北大全健院团队启动了‘星球健康坐标’工程计划，旨在定位各国在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健康的三维坐标，以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9055彩票6月6日至9日，以“全民参与·创新驱动·绿色未来”为主题的阿拉善SEE气候周在北京举行。本次气候周旨在通过全民参与、多元创新的形式，号召更多力量关注气候问题、促进更多气候行动的实践，向世界讲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和成果，推动多方交流与合作。

刘国恩：慢性病在全球各个国家，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基本上都是威胁人们生命健康最重大的风险因素。在全球十大死因中，有九项属于慢性病。说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本上都完成了从传染性疾病为主到慢病为主的不断转型。在这个大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和服务的供给当然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就是说应该把重中之重的工作放在如何去减少慢病的风险，应对慢病的负担上面。

我们的生活还有其他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问题，我们的教育、环保、和谐社会的治理等等都还需要资源。总之就是我们要把握投资的尺度，从经济学的角度，尽可能做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得研发新医药技术的投入带来的回报能够尽可能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能不会浪费我们的资源。

在这个方面，经济学比如行为经济学就有一些很有潜力的方法可以利用。所谓行为经济学讲的就是一些干预方法。比如说想采取强制性措施，可能很多时候人们是拒绝的，甚至是对立的，尽管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初衷是好的。行为经济学的这一些方式可以通过改变场景，从而使得人们更配合，比强制要求可能会效果更好。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在慢病管理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去做一些更有效的努力。

第二个方面，通过经济学的一些行为方面的干预，既能够发挥干预措施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还能够让每个人参与其中。2016年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里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膳食结构等等是影响我们每个人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

非慢性病，比如急性的一些传染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积极地应对。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目前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的问题，资源是稀缺有限的，所以重中之重的资源配置还是应该放在慢病的上面。这是经济学从宏观层面上来指导资源配置的大方向。

相对过去获取健康报酬比较容易的那些医药研发的问题来说，现在的技术研发可能就不那么具有高度的成本收益。在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判断，这些医药的研发是否要从优化的角度去考虑它。因为很多资源还可以用在其他方面，如果是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创新手段，就可能出现新的医药手段出来了，但是投资的成本和代价会非常的高，而相应的健康获益不一定那么大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存在对资源利用的优化问题。

刘国恩：医疗技术的作用在任何时候显然都不能够被低估。技术的研发、新的创新产品在各个行业里面的作用从来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全社会要共同努力，这对我们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双碳目标外，需要在国家、地区之间建立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加强多方位合作。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发起的“星球健康坐标”工程，将会绘制一个全球健康坐标系，告诉我们每个国家地区目前处于什么位置，首先得知道自己离危险还有多远，才能提前做好准备。尽管我们也许避免不了，但至少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长的路可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