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尼斯威人

在本番讨论中，网上就有人据此批评称，调休的最初目的本就是为了刺激消费，而非尊重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应该说这种说法失之偏颇，我们需要看到历史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结合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坐标去理解，以极其理性的事后视角看待过去并不公平。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无数劳动者不计得失的奉献与进取才造就了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辉煌。

调休所代表的利益格局问题，亦是当下此类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个体感知到的温差是问题的核心，呼吁取消调休的背后，则是个体希望取得更多与大时代同频的机会。

针对调休问题的补充讨论，来自专家与媒体的建议中更清晰也更常提及的一条，就是带薪年假的落实。客观来说，年假的全面的、不打折扣的落实关键在于成本由谁分担的问题。

所谓假期兜底，即用行政手段，明确赋权劳动者更多休息的权利，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就省去了谈判的烦心程序，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即使想罔顾法令悄悄开工，但碍于上下游产业链均已停摆，自己想“卷”也“卷”不动。平等的福利也意味着相对的公平，全面休息让竞争关系处于暂时冷冻与真空，让竞争主体之间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呼应劳动者权利的同时，也缓解了企业的焦灼，堪称最优解。

二十多年后，公众对调休的态度，从新鲜转变为嫌弃，其实也间接说明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发展让公众对物质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期待，这是成长中的烦恼。

虽然共识已成，但微观的龃龉似乎依然存在，比如顶端新闻发布评论《反对调休的声音不能装作听不到》，呼吁官方对此做出调整，而红网发表的评论则称调休或仍是目前最优解，文中还提到，“有很多人是在跟着起哄，调休其实与其关系不大。社会有序运转一定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则范围，不论哪一方太强调自身的重要性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衡。”

说到底，把调休背后的利益考量从“功利性”转到“人性”是题中之义。回望1999年第一次调休收获的经济发展成果，此刻对调休制度适当的改革，在解放生产力和促进消费能力上，未尝不是新的精彩一招？

内卷的根本性在于缺乏规则意识，乃至于资本总希望绕过规则，最大程度地无节制获利。带薪年假的落实当然是必争之利，但现阶段看，全面强制并非朝夕之功，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前最经济的方式还是在于增设公共假期的兜底。

可以预期的是，在公共福祉面前无论或大或小善意的释放，都将迎来舆论的热烈欢迎，官方需要给与积极回应。更何况，目前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能力在双方调和之间做得更好，就应从历史的惯性思维中抬起头来，直视现实。

澳门尼斯威人连日以来，针对调休的讨论，从官方媒体到普通网民，共同组成了近年来多元舆论场上少见的“统一阵仗”。强大的共鸣之所以势如破竹，原因在于调休这个问题并非是凌空蹈虚的理念讨论，而是实打实地发生在每个人的物理空间里。

相比激进的呼吁，温和的改良才是首选。比如，能否将调休选择权真正交给劳动者自己，愿意以调休方式换取更长假期的就让其坚守岗位，想让闲暇时间能够相对分散的就放弃调休；或是在调休后的假期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减少需补班的频次，比如从“上一天休一天”改为“上一天休两天”等等。这样也能给企业以及当前的利益格局更多的过渡时间，就像当初以大小周轮休取代单休制一样，毕竟，从长远看，取消调休，让假期以增的面貌出现，而不是以调的形式出现，是当前主流舆论所期待的，也符合国际主流价值。

在缺乏强制保障措施的现阶段来讲，对于经营主体来说，允许职工休年假，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觉，在法律上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换种角度说，如果自家企业自觉了，而同行同业不自觉，生产力的损失则会被企业主认为是竞争之路上的“无妄之灾”；对于劳动者来说，申请年假本质是一场劳方与资方的谈判，这种谈判程序本身会让劳动者感到形单影只，谈判带来的地位与气场的不对等也会“劝退”一大批劳动者，从而让企业与企业、员工与员工之间或主动或被动走向内卷的循环往复中。

时针拨回，为刺激旅游市场带动国民经济，1999年第一个调休而来的国庆黄金周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崭新机制给了旅游市场极大回报：彼时，7天内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据媒体披露，7天的花费相当于上一年全国国内旅游收入的5.9%、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的0.18%。

在这一轮针对调休的争论中，不乏有人提出希望更大范围休假的感性呼吁，劳动者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大范围的休假涉及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尤其要注意到，当前外部经济形势的变化。罗马并非一天建成的，即便这些理想化呼吁都能实现，但若一些小微经营主体连日常运转都难以维系，对劳动者来说，这也是一种饮鸩止渴。

围绕在公众与调休制度身上的矛盾，是一种劳动观与生活观的变化，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须认识到的：公共福祉并非只能通过一代人接一代人地不停接力后才能最终实现分配，而是在劳动者的代际传承之间就能不断体现与完善。哪一代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都不应被牺牲掉，这是一个量变过程而非质变。应该说，我们的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对此已有共识，关键在于在执行层面应有更多配套措施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