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公共物品。既然是免费的公共物品，就不是采取“价高者得”的资本逻辑。“黄牛”泛滥就是“价高者得”资本逻辑的表现，其实质是把本来免费的公共物品变成了有偿的私人物品，从而改变了公共物品的分配逻辑。

本来，网络预约制是奉行线上“先到先得”的时间逻辑的，但一般游客的确无法战胜专业化智能化的“黄牛”抢票手段。结果是，“黄牛”把进馆参观的时间逻辑变成了资本逻辑，把公共物品变成了私人物品。

二是实时公开信息，引导游客自组织配置时间。凭证件排队进场，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逻辑。面对公平的时间逻辑，游客自然会有自组织能力配置稀缺的时间资源。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部分游客为了看到心仪的展馆，不惜排队数小时；部分游客看到某展馆排队人数众多，就去看其他场馆了。游客自组织分配时间，奉行的是“心理价高者得”的逻辑：越看重某个东西，就愿意为之付出更高的时间成本；自由选择，自担成本。博物馆需要做的是，实时公布进馆人数和预计等待时间等信息，网络可以实时查询，由游客自由选择是否前往、是否排队、是否继续排队，从而有效分流需求。

四是严厉执法，数字化打击“代排队”等现象。即使线下排队，也会出现诸如代排队以及一些意想不到的现象。利用数字化手段可以全面打击这些现象，比如在有效排队区域内进行全面数字化监控，其底线是不能把公共物品转化为私人物品牟利。由此可以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与思维惯性：到博物馆就是要排队进场的。

私人物品“价高者得”的分配逻辑天经地义。公共物品的分配逻辑讲求的是公平。世界上，时间最公平，每人每天都是24小时。因此参观博物馆机会的分配逻辑，应该是“先到先得”的时间逻辑。

三是尽量增加供给，缩小供求缺口。从供给侧看，每到假期，博物馆接待量与参观需求量之间的供求缺口会瞬间放大。虽然可以通过及时公布信息来引导需求量，但是很难控制需求量。只能尽量缩小供求缺口，尽量增加供给量。比如每逢假期，博物馆可以开夜场，员工可以“两班倒”或“三班倒”。加班工资由财政专门纳入预算拨付。其逻辑是，假期游客众多，带来当地文化、娱乐、旅游、体育、交通、住宿、餐饮等经济活动增加，进而带动财政收入增长。增加的财政收入中，一部分可以用来支付员工加班工资。如果博物馆有社会捐助或新设社会捐助，其中一部分可以支付员工加班工资。这相当于从供给侧进行峰谷调剂。

一是要回归时间逻辑的初心，取消线上的“先到先得”，执行线下的“先到先得”。只要有网络预约制，就会有职业“枪手”，除非配以严厉的执法，但执法成本太高，还可能产生寻租空间。互联网时代，私人物品的交易效率可以无限提升，但对于公共物品而言，绝不能因为互联网而被牟利者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先到先得”的时间逻辑，遵循的是公平优先，不一定是效率优先。

在特定的时间（暑假期间），学生和家长对博物馆的需求突然迸发。博物馆的供给不变，瞬间的供求缺口就出现了，进馆参观的机会一票难求。博物馆采取网上预约制，但“黄牛”专业化智能化的抢票手段，让一般游客望尘莫及，为进馆参观只能向“黄牛”低头，付钱买票。这就是“黄牛”牟利的底层逻辑。

奥林匹克精神征文商品世界，只要一个产品或服务突然变得稀缺了，就会产生套利的空间，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牟利。但这种牟利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合法，如何制止、防范甚至惩罚，值得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