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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建伟看来，考核什么、谁来考核、怎样考核，三个方面紧密相关，须有科学的整体方案。“德育考核不应建立在一篇论文之上，而应以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德育表现为根据，对毕业生成绩、成长整体表现进行过程性评价。”

“撰写德育论文、实施德育答辩，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创新路径，还能引导教育者全体参与，全方位评估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思想品德与行为等综合素质，从而推动高校德育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具体化发展。”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晶补充道。

“德育答辩的核心是学生，因此，应紧紧围绕他们的成长经历展开，深入关注其真实生活与现实困惑。”胡金木认为，教师当鼓励学生“讲好自己”，确保内容真实反映个人的成长历程和思想道德状况。通过“谈自己的心声”“说身边的具体事例”等，引导学生展现真实的自我，从而循序渐进激发他们的成长意识，促进自我认知和自我提升。

吴建伟进一步解释道，德育评价是衡量学生德育素质的重要依据，但它与常见的智育评价存在显著差异。“智育评价容易量化，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方式和规范流程，而德育评价则很难以量化指标度量。”

“与毕业论文不同的是，德育论文及答辩未必能准确全面地反映学生的思想品德情况。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德育评价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吴建伟坦陈，“答辩结果如何呈现，是一个难点。如若还是简单打分，根据德育答辩情况，在成绩上把毕业生分为若干等级，很难保证精准度，甚至可能让部分学生心生抵触。”

“一定要防止简单化浅表化，忽视德育答辩的深层意义，演变为‘形式主义’‘走过场’。”胡金木表示，这种态度将导致一些消极现象，如学生缺乏内心认同和积极性，以敷衍了事的心态应付答辩等。

不只李蔚，很多网友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撰写德育论文、进行德育答辩，近年来已成为一些高校考核毕业生的重要方式。那么，这样的考核收效如何？德育成效，究竟该怎样考核？

李晶介绍：“学校相关部门应充分调动各学院及辅导员、班主任、专任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热情。目前有高校构建的‘四重导师制度’就值得推广：辅导员为专职德育导师，班主任或专任教师为兼职德育导师，思想政治教师为德育专业导师，部分行政领导为德育辅助导师。”

“作为一种自我道德反思与评价，德育答辩是本科生按照规定方式，对大学期间接受的思想政治、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等教育的效果进行系统总结，以德育论文形式展示个人在校德育状况，并通过答辩会向同学和教师展示并接受建议的一种德育方式。”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金木这样理解。

“毕业生德育答辩应该由谁评价，才能确保考核的全面性和公正性？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量的问题。”吴建伟认为，高校德育评价不仅需要学校全员、全程、全方位投入，也需要党、团、学工等各部门以及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协同参与。

开元棋牌网页版又值毕业季。近日，多所高校要求毕业生结合成长经历撰写德育论文，并进行答辩。于是，关于“德育答辩”和“德育论文”的讨论又一次被大家关注。

“答辩结果是德育评价的重要参考，但绝不能过度强调它的‘考核’性质，以免违背其促进学生自我反思和成长的初衷。”李晶一再强调。

“让德育参与主体以及毕业生代表共同参与德育答辩，有助于提高答辩的权威性、说服力，为答辩学生营造公平公正的考核环境。”吴建伟强调，考核结果要以正面描述性评价为主，这不仅符合青年人成长规律，也有利于激励学生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贵在全方位支持，重在全过程贯通，成在全员参与。”李晶表示，高校需加强对德育答辩的重视程度，全面支持德育评价体系构建。“德育答辩不应是一次终结性评价，更应融入大学教育全过程。例如，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思考德育论文选题，大二大三进行德育论文开题，毕业时进行答辩，使之贯穿于日常德育和毕业德育全过程。”

事实上，关于高校德育答辩的实践探索已持续多年。记者了解到，北京理工大学从2003年便开始启动毕业生德育答辩，要求每名毕业生结合自己的大学经历撰写德育论文，以回顾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活、人生感悟、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2022年，江西师范大学在当年毕业生综合素质考评和奖学金等评定工作中，将毕业生德育答辩成绩纳入其中。

胡金木认为，德育答辩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成长的全新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梦想与目标、责任与担当，还能深刻铭记师恩及同窗之谊。“这些都将成为他们未来人生路上的宝贵财富。”

“德育答辩不仅建立了道德教育的闭环系统，还极大增强了德育工作的全程性与连贯性。”胡金木认为，“自踏入校园的那一刻起，学生们便开始思考个人发展方向，逐步明确目标、规划未来。通过积极参与道德课程与各类活动，他们不断调整发展规划，实现自我成长。而在毕业之际，以德育论文和答辩形式进行自我反思，充分展示自身道德发展情况与未来努力方向，并进行师生评价，是大学生进行阶段性自我检视、更加顺利地走向社会的重要一环。”

“如果师生对德育论文、德育答辩的价值存疑，认为耽误了日常学习、专业答辩的时间，那么便会产生负面效应。”李晶说，“目前来看，高校德育答辩的评定标准普遍较为模糊，很难与专业论文答辩的客观标准对标，也致使这一制度的影响力和辐射面受限。”

胡金木也提及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教师不仅应从“评判者”转变为“倾听者”，更要善于启发学生进行思考，在深度交流与对话中引导学生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

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建伟看来，在青少年这一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的当下，对毕业生进行包括德育在内的多维度评价，是对毕业生成长成才效果的全面考核，也是对高校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效果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