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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体育官网app这个暑假，华中科技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学生杨婷婷觉得自己需要“对人生和社会建立更清晰的了解”。为此，即将步入研二的她没有选择悠闲的假期，而是陆续参加了两场社会实践——为期一周的“与祖国同行”暑期就业实践活动和为期一个月的“星青年”选调生暑期政务实习。

同样，许庆红也有着相似的经历。“遇到天气恶劣、交通不便这些都是大家在社会实践中的常事，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应对困难。”近些年，许庆红发现，在“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活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社会实践逐渐将思政教育、专业教育和社会服务融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展现出了吃苦耐劳、勇敢拼搏的精神品质。

“我一方面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另一方面又在思考怎么做才能在这类社会实践中获益。”杨婷婷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处于人生选择的迷茫期，特别希望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工作、未来会有哪些发展机遇。这两场社会实践，一场是在长江经济带相关重大工程、项目、单位进行考察调研，另一场是在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实习，她能够有机会来一场深度的“职场初体验”，亲身感受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理解不同社会角色的职责。

经历过这次社会实践之后，赵星潼也有了自己的答案。她在帖子里写道：“我想实践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去体验、去探索、去验证，当自己拥有了深刻的感悟后再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哪怕只产生了一点点改变，也值得敬佩。”

这是赵星潼第一次担任实践队队长，为了保证项目顺利进行，她和团队做了不少“功课”。从资料收集、制定计划、立项答辩，到寻找并联系调研企业，仅策划和准备工作就耗时一个多月。然而，就在大家信心满满准备出发之际，一名参与支教的同学向赵星潼倾诉：自己带着满满的热情走进偏远地区时，却出现了一些质疑声，这让参与实践的年轻人感到迷茫和沮丧。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叶敬忠做了30多年田野调查，每年他都要带领一大批年轻的大学生深入中国乡村。在他看来，社会实践的类型多种多样，如志愿服务、课题调研、基层体验等，但无论哪种形式的实践、参与者出于怎样的目的，“大学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意义都是走进社会现实，与真实的世界建立联系”。

“参加社会实践仅仅是自我感动吗？”东南大学碳中和与智能制造实验班的赵星潼在参加社会实践前，发布了这样一则帖子。8月初，她和其他3名同学组成实践小分队，前往广东省潮州市贾里村调研“以竹代塑、以竹代钢、以竹代木”的竹产业发展情况。

从大二开始，每年寒暑假，胡玥都要参与一次社会实践。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她都将之总结为“这世界的书，我又多读了一页”。这些年，胡玥几乎走遍了云南省下辖的各个地级市和自治州。久而久之，她越发喜欢这种充满“现场感”的体验。胡玥形容这种感觉就像“走进了一片又一片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土地，将自己变换成不同的人生角色，用他们的视角去观察和思考问题”。

每每回忆起这些故事，叶敬忠总是既感到心疼又充满了坚定。他说：“这些挑战和困难是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它们才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帮助学生培养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去年6月，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高校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通知》，其中提到，要聚焦服务“国之大者”，带领大学生“小我融入大我”，在社会实践中深刻体验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生态等方面的重大战略需求、战略部署，精准锚定人生发展方向。

不过，依然有很多大学生关注，如何才能避免社会实践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走过场”？叶敬忠认为，社会实践应该是一种低调、务实的活动，“学生更需要机会直接处理问题，而不是被安排在一个被高度控制和预设的环境中”。他举例说，指导教师或实践队员不应过多考虑通过当地政府介绍、安排来获得便利，“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带来正向的帮助，但也面临着过度安排的弊端，反而不利于年轻人真实地接触和了解社会”。

让许庆红印象很深的是，去年带领学生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进行乡村社会大调查时，一名生长在大城市的同学发现，在农村人口普遍外流背景下，弥渡县梨园村却呈现出不同的景象：这里有很多返乡中青年劳动力，同时，几乎每家每户都通过贷款养猪走上了致富路。于是，这名学生走访了当地数十位养殖户和村干部，由此延伸出了一项新调查——数字普惠金融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在许庆红看来，这种“偏差”是导致学生感觉没有收获的原因之一。至于解决办法，只有做好充分的文献积累，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实践计划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在执行中善于反思和不断积累经验，才能逐渐消减这种“偏差”。

“过去，社会实践往往被看作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一种教学模式。但在当下，社会实践不应再被看作是传统课堂的补充，而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敬忠说。

杨婷婷发现，身边的同学大多利用寒暑假深度参与各类社会实践。在某社交平台上，关于“社会实践”的讨论如火如荼，帖子和留言多达上万条。这些年轻人意见纷纭，有人认为社会实践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宝贵人生经历；也有人觉得部分社会实践流于形式，大家在漫无目的地奔波；还有人是为了完成学分，但这种“强制性”会让自己承受额外的课业压力。

此外，叶敬忠觉得，学校和社会应该给予参与社会实践的大学生更多的包容性，对社会实践效果的评估也不应仅仅依赖外部评价，而应重视参与者的自我感受。许庆红也认为，学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是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最重要的收获。

“他们去这么短的时间，真的能够给当地教育带来改变吗？”这句话也深深刺痛了赵星潼，她开始思考，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到底是为了什么？

叶敬忠发现，尽管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年轻人能够轻松获取大量信息，看似与世界紧密相连，但实际上这种连接往往是虚拟的，缺乏物理和情感上的深度接触。此外，社会的变化速度前所未有，乡村发展、工业革新、国际关系演变等都在重塑着国家乃至世界。这种快速变化要求大学生不仅要通过书本学习理论知识，更需要通过社会实践去感受和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社会影响。

这些年，叶敬忠带领学生在田野里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个意外和挑战——受访者不配合、团队成员意外被狗咬伤甚至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等。他记得，8年前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调研时，大家经历了极端的酷热天气，“因为总是流汗，每天都需要换好几次衣服”。但即便条件再艰苦，这些年轻人还是坚持背着沉重的行李，先乘坐公共汽车，再辗转步行到达调研目的地。

报名参加这两场社会实践之前，杨婷婷一直很纠结。她参加过很多场赛事的志愿服务，还在社区做过户口排查走访的工作，但这是她第一次参与和所学专业紧密相关的社会实践。

刚到竹产业园区时，赵星潼走在用竹子搭建的桥上，脚下发出了吱呀的响声，这不禁让她有些担心——这次调查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吗？短短一周，赵星潼的顾虑就烟消云散了，她亲眼见证了竹子如何化身为“植物钢铁”被应用到建筑和工业领域。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后，赵星潼开始通过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方式向更多人分享相关政策和产业发展情况。

今年年初，23岁的胡玥背起行囊，从云南省昆明市一路辗转前往云南省保山市，沿着祖国边境线走过了6个乡镇，探访了20多个村庄。这里位于祖国西南边陲，聚居着彝族、白族、苗族、傣族、满族、景颇族、布朗族等民族。作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专业的研究生，胡玥用了24天的时间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实地访谈和数据收集。

两年前，胡玥开始通过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社会实践经历。久而久之，胡玥的故事激发了很多年轻网友对社会实践的向往和好奇，但其中不乏一些迷茫和困惑。她发现大部分同学的问题都集中在“想象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有些同学在出发前，会设想出一个完美的设计方案。然而，当他们真正面对真实的社会环境和复杂的问题时，原先的设想往往难以实现，这种差距会让大家感到迷茫和挫败。”胡玥向记者解释说。

如今，随着“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活动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社会大课堂中接受教育、锻炼能力，社会实践逐渐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桥梁。那么，如何确保这些社会实践活动能够真正实现思政育人的效果？大学生又该如何在活动中学习技能、收获成长？

“一次有效的社会实践，需要参与的学生观察多种社会现象，理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研究员许庆红认为，大学社会实践能够突破专业的限制，成为一种综合能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