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中华大地的深衣，不仅对中国传统服饰有着深远影响，甚至还传播到日本、朝鲜半岛等地区。隋唐时期，儒学东渡日本，宋明时期传至朝鲜半岛，日本、朝鲜半岛的儒生以朱熹《家礼》为参考制成深衣，使中国的深衣文化得到再发展。目前，日本依然保留着许多儒者穿深衣的肖像画；朝鲜半岛儒学泰斗李滉着深衣的肖像一直被使用在韩元纸币上。

“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傧相，可以治军旅”，深衣既可当作文服，也可作为武服，通过质料、花纹、色彩的不同作场合和身份的区分。由此看来，深衣是集美观与实用于一身的服饰。

深衣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产生源于古人对于“礼”的追求。《礼记·深衣篇》云：“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胁，当无骨者。”意思是，深衣的长度要刚刚好，既不能短到露出脚背，又不能长到拖地。续衽钩边，衣襟右掩，腰部收紧，呈现上下广、中间狭的形状。腋下缝袖的高低以可使胳膊运动自如为标准；袖子反折过来要刚好到手肘的长度；腰间的大带不能太下盖住股骨，也不能太上盖住肋骨，要在肋骨下、股骨上的无骨处。这样的深衣既可以让穿着者行动方便，从外表上看又十分端庄、高雅。

到了宋明时期，由于儒学复兴，作为“礼制”象征的深衣也得以复兴，受到儒生、士大夫的广泛追捧。不过，由于当时人们对汉代深衣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文字记载上，因此宋代的深衣既有承袭前朝遗制，更有新的变化。

我国古代有两大服装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深衣制。上衣下裳制，通俗来讲就是上、下身分开的服装制式；而深衣制则是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的服制，这类服装类似于今天的连衣裙或者长外套。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蒋玉秋带领的团队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冠人俑”及彩绘木俑为参考，复原了曲裾深衣；又以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绛红纱地印花敷彩直裾式丝绵袍为原型，完成了直裾深衣的复原实践。装束复原团队复原了西汉初期仕女的曲裾装束，看上去清隽高雅，具有西汉早期的审美特点。

另外，汉代还有一类直裾深衣，衣襟裾为方直。直裾深衣出现于西汉，东汉时十分流行，也称为“襜褕”。相较于曲裾深衣，襜褕更为宽博，具体式样亦有所区别。

汉代之后，随着各民族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一方面紧窄的胡服进入中原地区，另一方面“玄学”之风使得“袍衫”开始流行，深衣便更少出现。直到唐代出现的襕衫，可以说是深衣的一个延续。《新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唐代宰相马周认为魏晋的宽衫不合礼，于是借深衣之制对服衫进行改造，以此来“仿本崇古”。

《礼记·深衣篇》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深衣作为史上最具原则的服饰，不仅在制作上要合乎规矩，有一套独有的剪裁缝纫方式；在穿着时也要对应礼制，衣着要规整，象征为人正直，腰间有配带，象征着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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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我国早期的大一统王朝，在服饰上“形秦神楚”，作为其典型代表的深衣，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儒文化与道文化结合的产物。随着时代更替，受到礼法约束的深衣渐渐不再成为人们的“心头好”。

深衣在秦汉时期发展普及，之后短暂式微，在宋明儒学复兴时又再次受到关注。作为最具古意、最合礼制的服饰，汉代深衣是如何承袭前朝，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除了质地厚实的绵袍型深衣，汉代还有一类十分轻薄的深衣——禅衣。禅衣用蚕丝制作，也有曲裾和直裾两种形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禅衣仅49克，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工艺最精细、质量最轻薄的衣服。很多学者都尝试复原素纱禅衣，不过并没有成功，据说是因为现在的蚕丝比汉代蚕丝要粗，所以丝绸会更重。

因为缺乏实物资料，现在学界对于汉代深衣的具体形制还存在一定争议。已故著名文物专家、考古学家孙机在《深衣与楚服》一文中提出，“着深衣者有男子，也有妇女，但不论国别如何，性别如何，这种服式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幅向后拥掩的曲裾”。可见，“曲裾”是汉代深衣的一类服式。“裾”，通俗来讲就是指衣服边，“曲裾”就是衣边弯曲缠绕的深衣。

深衣是上衣和下裳连在一起的衣服，这种上下相连是指上下分开剪裁，再缝合到一起，腰部有缝合线。汉初服饰风格承袭楚风，衣身紧窄，下摆呈喇叭状，衣领部分通常较低。汉代人喜欢重叠穿衣，每一层衣服的领子都会露在领口处，层层叠叠，名为“三重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