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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收到了大学交换项目的录取通知书，需要先交一份39万新币的个人资产证明，你把钱转到我卡上。”在对方的操控下，小王向妈妈李女士发送了这条信息，并附上录取通知书照片。

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小王第一反应便是自证清白，对方顺势提醒，如果并未办理此卡，那么很可能是身份信息被他人盗用，建议报警处理，同时可为她转接上海警方。

还没来得及多想，电话已经转接到上海某公安分局热线电话。一名自称是警察的人用严肃的口吻通知小王，她的身份信息不仅被盗用办了电话卡，还被盗用办了银行卡，并且这张银行卡在上海一位落马银行行长家中被发现，经侦查，该卡涉及了多笔巨额洗钱。

接报后，公安部刑侦局指令上海警方跟进开展后续处置工作。随即上海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机场民警第一时间在出站口平安接到小王。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这段时间我们先不去新加坡逮捕你，但为了案件信息保密，我们要对你进行远程‘看押’。”在给出巨大压迫后，对方松了口。

李女士一心支持女儿学业，同时也犯了难，39万新币不是一笔小数目，而录取通知书上却要求在今年8月30日之前交齐。她当即联系了几位新加坡当地朋友，发去聊天记录，说明情况，希望他们能帮忙凑钱。

然而，在诈骗分子长时间的威胁与恐吓下，小王对警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与父母通话后，她才愿意搭乘警车回到位于嘉定区的家中。

自此，对方要求小王打开新下载的境外通信软件，以便操控其手机，24小时开启手机摄像头，监控其一举一动。“这个保密案件，你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还要增加一条罪名。”手机里不时传来“警察”的严厉提醒。

一环接一环的套路让小王无暇质疑对方身份，思绪完全被对方牵着鼻子走。“鉴于你涉及的案件非常严重，如果不配合我们工作，就算你人在新加坡，也会有警察查到你住的地址，把你戴上手铐带走！”对方音量陡然提高。

在被“看押”的第40天，小王突然收到对方的通知，称“总检察长”决定将包括小王在内的所有“犯罪嫌疑人”羁押回国。在小王的再三求情下，“总检察长”同意“情节较轻”的她交39万新币保证金“取保候审”。

收到消息后，假警察立刻转变套路，操控小王购买最近的航班飞回国内。等李女士夫妇赶到小王新加坡的公寓时，没找到女儿，却发现了一份她手写的“取保候审”陈情书。

而小王出去上课，她也要把软件内的通话模式打开，在外面更不能多和别人交流。同时，对方进一步洗脑，“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你的家人，你想让他们为你担心吗？”并指引小王用微信文字回复家人的问询，拒绝视频通话。

收到消息后，一位律师朋友突然来电：“这份录取通知书有问题，像是假的。”李女士按照朋友所言，让小王直接转发一份学校发来的邮件以作证明。没想到，这激起了女儿不满的情绪。

在日复一日的严密监视下，小王几乎断开了与所有人的联系，整日整夜拿着手机，处于被“看押”状态，成了一名被远程操控的“囚徒”。

“你名下的一张电话卡发送了多条涉诈短信，已被多人投诉举报，即将停机。”一名自称是某信息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准确报出小王的姓名，接着便通知她涉嫌诈骗。

“以涉嫌犯罪进行恐吓、阻断与外界沟通、狂轰滥炸灌输，进而深度洗脑，这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典型套路。”陆航说，留学生往往孤身一人在海外求学，更容易遭遇这类诈骗，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心生警惕，与亲朋好友和信任的机构建立紧密联系，千万不能陷入“真空”环境。

神州视讯官网近日，在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会议室，《法治日报》记者见到了19岁的留学生小王。她在新加坡被一名自称是“上海市某公安分局民警”的人以“看押”为名，利用手机远程监控40多天，险些被骗两百余万元。经过长时间的心理重建，她决定向公众讲出这段“至暗时刻”，希望引起更多人的警醒。

无奈，李女士一面安抚女儿情绪，一面委托友人悄悄调查。经过与学校官方核实，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担心小王被骗，夫妇二人不敢声张，立刻买了最近的航班，从上海赶往新加坡。

心急如焚的二人赶忙在当地报警，新加坡警方在调查的同时，也将该案及时通报给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初步判断小王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随即启动反诈联动反应机制，协调两国警方同步开展工作。

上海市反诈中心会同嘉定公安分局及时指派反诈民警陆航赶到小王家中开展工作。面对小王的质疑与恐惧，陆航没有“硬碰硬”，而是转变思路，一步步还原小王的被骗经历，明确告知公安机关的办案流程等方式，终于让她明白网上办案、电话办案，甚至跨国电话办理取保候审等话术均为诈骗话术，在现实办案过程中不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