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你让我推荐书，我是不会推荐的。因为首先我必须要了解所推荐的领域，比如现在让我推荐小说，我不了解，怎么推荐？其次，我要了解被推荐人的状况，经常有人来请我给他家孩子推荐几本书，我问你孩子多大了？对方说念小学，我说对不起，我不了解现在的小学生。”葛剑雄说，“所以大家也不要相信所谓名人荐书，名人又不是百科全书，名人不了解你的情况。”

管理成效肉眼可见，不仅体现在阅览室多了插座、卫生间里有了纸巾等“实处”，还反映在了人文环境的提升上。比如张宏杰初到图书馆，印象最深的是“工作人员态度超好，你提出任何要求，他们总是全力帮助解决，从来不会流露出任何不耐烦的神色”。

事实上，只要稍加留意各平台公开信息里葛剑雄的近期行程，就知道“还跑得动”实属自谦。今年2月29日，他从新西兰回上海；3月1日一早，到深圳正式入职；3月中旬到月底，他先后到福建、内蒙古及上海参加了至少三场讲座或座谈；4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安排了两场读书主题讲座，参加了多场座谈、分享会等交流活动，此外还有众多媒体的采访邀约……在此次“官宣”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79岁葛剑雄“特种兵”式的“跑动”轨迹，足以让许多“脆皮年轻人”甘拜下风。

“图书馆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地方，也是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场所。徐扬生校长希望我来了之后，在校园里多开展一些人文交流活动，起到人文引领的作用。”葛剑雄说，自己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结缘，源于2022年11月他受邀到该校做了一场读书讲座，随后不久又应邀在该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作演讲。这两次活动，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都在场。

今年3月12日，葛剑雄在微博上宣布“南下履新”，瞬间“炸”出上百条评论。“葛老师这是要定居深圳了？”“在新校也招录博士吗？”“可以报名去图书馆当义工吗？”“在哪儿可以偶遇葛馆长？”……网友们好奇发问，葛剑雄一一回应。

之后，徐扬生及校方管理层与葛剑雄进一步接触。徐扬生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给葛剑雄留下深刻印象；葛剑雄对于高校图书馆的管理经验和理念，也让徐扬生深感认同。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迎来建校十周年之际，葛剑雄收到一份“馆长”offer，他将在三年聘期里“常住深圳”。与此同时，他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工作也将继续。

当被热情网友追问“校外读者是否能去图书馆看书”时，葛剑雄也愿意“充分协调”。他向网友坦言，该馆目前还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不过他为书籍与读者“精确适配”留下了一条通道，“如果(是)本馆独有的书籍而读者又有正当的需求，可与我们联系”。

“真正意义上的高校图书馆，应该配备专业馆员，或者叫咨询馆员，他们应该由某个专业的博士水平的人来担任。他们不是简单地指引读者到哪里找哪本书——这些在电脑上都就能查到——他们要起到学术引领的作用。”葛剑雄说，“比如，当导师交给研究生一个课题后，学生可以先找专业馆员来咨询相关领域有哪些重要的书籍、报刊、论文，有哪些最新的学术动态。此外，专业馆员还应该能够对图书馆资料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今年3月，知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馆长一职，引发广泛关注。第29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他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分享自己缘何时隔十年“重操旧业”，以及他心目中的“大学图书馆”应是何种模样。他说，他不愿向公众推荐“读什么书”，不过，他愿意谈谈“怎么读书”。

此番上任之初，葛剑雄拜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各院系、书院(注：该校采用书院制，共七所书院，所有学生分别隶属于一所书院，建立各自的书院文化)，听取师生员工的意见。

1978年，33岁的葛剑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类研究生，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学“一代宗师”谭其骧，成了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之一。而在这次考研之前，1960年代初，还是高中生的葛剑雄因患肺结核错过了高考，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名中学教师。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在中学时期的惊人阅读量，让语文老师都感到惊讶，也因此，不断有惜才的良师为他“书山引路”。从求学到治学的道路上，书籍从未远离他的生活。

虽然不推荐“读什么书”，但葛剑雄很愿意分享“怎么读书”。“读书有三种目的，分别对应不同的读书方法。一是为了‘求知’，那么读书就要注意要学会选择，现在信息太多，关于某类知识的书，一辈子都读不完，所以要有选择地读；二是为了研究，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那就要‘穷尽’地读书，如果不事先了解已有的成果就开展研究，很可能你的‘新发现’别人早已经做过了，导致无效的重复劳动；第三种，是为了追求人生的乐趣，不是为了发论文、评职称，那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读书，这个时候，读书能带来最大的幸福感。”(完)(《中国新闻》报记者 程小路 报道)

九游国际官网“考博士生，现在推荐肯定是来不及了。”葛剑雄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如果你今天入学，那我肯定会对于你要读哪些书提出要求——不过这就不是‘推荐’了，是‘要求’。”

“目前要做的，是协调好各方面资源，尽可能满足师生员工对图书馆的需求。”他举例称，“目前学校每年采购纸本书的预算比较低，建电子图书数据库又比较费钱，有些书的读者使用率可能很低……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精确的管理来提高书籍利用率。”

在宣布就任馆长的公开信中，葛剑雄自述：“从5岁上小学以来，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没有间断过读书，一直受惠于图书馆。”

“管理出效益”不仅适用于企业，非营利性质的图书馆同样需要。葛剑雄说：“我以前跟海外一些大型图书馆的馆长交流时，发现大家都有着相似的烦恼：第一，钱永远不够；第二，储存空间永远不够。怎样以有限的经费和有限的空间去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些都需要我们精确管理，充分协调。”

彼时，复旦大学图书馆有200多名员工；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连葛剑雄一起仅有20人。“现在图书馆的网络化、自动化程度高，所以各方面都运转良好。”葛剑雄说，“不过，学校计划将在校生人数从现在的1万余人扩大到2.5万人左右，根据这样的规模，图书馆工作人员是否要相应增加？这些要在我们调查研究之后再跟学校提出方案。”

2009年成为葛剑雄的博士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的张宏杰曾撰文回忆，他读博三年间“亲眼看到图书馆一天天更加完善”，比如给阅览室每个座位都安装插座这类细节上的改进，“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张宏杰认为，这些改进得益于时任馆长葛剑雄“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管理方式，比如定期公布账目，拒绝采购回扣，接待来访的外国名校图书馆馆长时统一招待吃十元一份的学校食堂，自掏腰包设立“馆长奖”激励员工，每天在图书馆BBS上看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