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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持续已久、悬而未决，是影响教师身心健康和工作投入度的重要因素，治理这一问题存在很大难度。另一方面，从政策制定到执行都存在着诸多影响因素，导致当前教师减负政策执行中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层的、相互牵扯的关系样态。

然而，即便是减负政策严加执行，特定的教师群体依旧难以卸下重负。例如，在性别维度上，需要关注女性教师非必要负担的减轻。在年龄上，尤其是针对41-50岁教师，要进一步优化中年教师的工作任务比例，另外，职称与年龄的高度相关，也导致了这一维度上呈现与年龄的相似规律，职称越高，负担越难减轻。在户籍上，本地教师在非教学事务上的贡献更多，这可能是由于该群体更加熟悉地方教育情况因而被给予了更多的责任所导致的，从教师队伍稳定的角度而言，需要额外关注这部分群体负担的减轻。班主任负担相对于非班主任难以减轻这一现象也亟待引起关注。

上述研究指出，具有一定教学水平的本地中年女性班主任教师是工作负担过重的高发群体，而教师减负政策对于学校的核心教师群体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意味着教师减负进入了政策的深水区，这进一步为减负政策助力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细化思路和下一步工作重心。

上述论文指出，各省、市自上而下发布了相应的减负清单。可以说，教师减负的内容与目标明确、框架清晰、措施可行。然而，尽管行政部门对教师负担重的复杂性认识深刻，实践中依然充斥着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气息，与效率、竞争、绩效等理念相关的各项工作层出不穷，迫使教师工作负担越发呈现沉疴难治、愈减愈多的态势，背后的原因复杂。

早前，澎湃新闻曾发布长篇报道《活在“社会想象”之外的中小学老师》，讲述了当下填表、打卡、留痕、搞活动等非教学任务占据了中小学老师大量时间，教学沦为“副业”的困境。   

通过对教师减负政策执行效果的深入研究，上述论文指出，推进减负政策的目的是让教师安心从教，减轻非必要工作负担，这与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教师的内心所盼是高度一致的。

上述论文最后提出，要关注负担减不下来的特定教师群体，完善差异化的工作资源支持举措。学校层面需要进一步对特定教师群体给予差异化的支持性策略，在给教师施加工作要求的同时，通过完善差异化教师激励制度、优化学校教辅人员配比、借助技术赋能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培养教师多任务并行处理能力等策略，达到减轻教师工作压力，助力教师专注于教书育人的根本目标。

研究者认为，要消除来自这些方面的工作负担，区域内有关部门需要在数量上和方式方法上对各类评估检查进行动态管理。一方面，控制各类检查、文件下发的总体数量，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确实必要的督导、评估等活动。另一方面各部门在检查工作中应注重合作性与协调性，对学校开展督查评估的部门应当统筹安排行动时间、材料收集、考查方式等工作，避免重复检查的现象，避免造成学校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浪费。在简化工作流程的同时要注意发挥督查工作的实效，教育督导机构要把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列入教育督导内容，完善教师减负政策的激励约束机制，定期督导与长期监管相结合，严肃问责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学校，必要时可以建立第三方监测和公告制度以避免学校对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替代性执行”的情况。

论文通过调研发现，男性教师比女性教师更加认可减负措施的成效性；20-30岁的青年教师对评比考核简化、社会事务减少、报表填写精简的感知最为明显，41-50岁的教师对这类减负变化不敏感；户籍属地为省内其他市的教师更容易感受教师减负政策实施前后的工作变化；教师的学历并不会影响教师对于减负政策实效的感知，是否担任班主任、职称、任教年级会对此产生显著影响。总体而言，非班主任教师、三级及以下职称教师、小学低学段教师更加认可减负政策效果。

早在201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曾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为教师安心、静心、舒心从教创造更加良好环境。

摆脱网站4月24日，澎湃新闻从教育部获悉，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出四项主要任务：一是系统摸排近年来社会事务进校园情况，制定准入标准，加强问题整改。二是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报备制度，严控省、市、县三级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建立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三是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具体方案进行审核，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整合，严控活动范围和时长，提升进校园活动质量。四是通过监测、核查、通报等方式，常态化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

距离减负政策颁布三年多，从教师个体视角来看，减负政策对教师工作产生了何种实效，教师不必要负担是否得到减轻？《教师减负政策执行效果研究》论文从政策效果评估的角度评价政策执行情况，为激发教师活力、促进学校高效运转、评价政策实效提供建议。

为此，研究者认为，要优化教师工作生态、减少非必要的工作负担，需要维护教师专业人员的职业属性。一方面要尊重教师教书育人的主责，避免教师工作范围的无限扩大，尽量减少高强度的事务性工作与繁琐的行政性工作，保障教师的时间与精力在教学性工作上得到最大化利用。另一方面要尊重教师作为关键教育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教师群体的意见，完善政府、学校、教师的沟通渠道与表达机制，重塑教育生态的均衡利益秩序。

但是在实践场景下，减负政策的利益相关者目的很难与之保持一致，政策对象以外的群体有时发挥着阻碍作用。例如，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三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可能将过多的责任与任务推卸给老师，而选择性无视教师的减负需求，造成当前教师工作负担难以疏通的总体生态。尤其是当前随着学校功能的扩展，教师职责的扩充，教师不得不接受来自多方的问责和督导，这种压力最终外化为无休止的评比考核、行政任务摊派等，降低了教师的工作效率。

研究者在调研中还发现，教师减负工作虽然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在简化督查考察评比考核事项、报表填写数字化等事项上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这些评估经常与不必要事项紧密嵌套在一起，具有隐匿性、嵌套性，因此难以察觉、消除。

去年9月，《教师教育研究》期刊发布《教师减负政策执行效果研究》论文，探讨中小学教师减负的成效与难点，该论文通过对S市2210位中小学教师进行实证调查发现，要实现教师减负政策的过程公平，需进一步维护教师专业人员的职业属性，对沉疴难治的非教学负担开展专项整治，学校要对不同类型教师给予个性化帮扶，从而优化减负政策执行效果。

受访的教师自嘲成了“表姐”——接不完的家长电话，填不完的表格，以及干不完的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才能将老师‘解放’出来？非教学类工作该由谁来做，如何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这些工作到底有没有价值，是不是必要的？教育的本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