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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平珍说，有时和有关部门沟通，她会感觉“低声下气”。和校长沟通此事时，男孩在旁边听着，态度逐渐变得缓和，声音轻柔了许多。送他去学校读书的那天，钱平珍和男孩的父母，一起送他到学校，在校长办公室许下保证。

见到这个女孩时，除了心疼和气愤之外，王晓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保护她。“类似的案件和情况不少，除了让受害者学会保护自己，也要让家长学会开口，明白性教育的重要性。”

成为“向阳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之前，王晓瑶在刑事检察部门，办理过十多年普通刑事案件。转向处理未成年人案件后，她的办案思路也发生转变，即通过案件办理，来促进社会治理。

她处理过的一个案件是，女孩不满14岁，在网上和男生聊天后，主动约对方出来玩，后来两人去宾馆待了几天，也发生多次性关系。女孩妈妈发现以后报了案，之后女孩出现自杀倾向。

男孩一脸不屑。无论钱平珍说什么，他只是沉默。面对家人的指责，他用怒吼回应。钱平珍意识到，直接跟他讲法律问题没有用，她等男孩情绪稳定下来后，先问起他之前的生活经历。男孩于是自述在职校读了一年后便辍学，外出打工，卷入电信网络诈骗中。

公安机关移送案件审查逮捕后，工作室决定救助这个女孩，除了申请到5万元国家司法救助金，先后前往民政、妇联、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协调救助资金。工作室也发动捐款的倡导书，最终筹集了总计十几万元救助资金。

钱平珍犯难了，她也不会制图技术。最后想到之前的实习生，但女孩早已实习结束了。钱平珍只得硬着头皮打电话给女孩，到她家里，请她帮忙。图表完成后，终于才通过。

刚到“向阳花”工作室，在为未成年人争取权益时遭受冷遇，钱平珍会有种失落感。她常听身边的检察官说，做未检的工作，要有情怀，有爱心。“不然案件来了，起诉判刑，就结束了。”然而，无论对于嫌疑人还是受害人，审判以后，都还要背负着案件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才刚开始。

有一次，钱平珍打电话问校长男孩在学校的表现。校长说，男孩现在判若两人，上课认真，还积极参加学校的体育活动，表现非常好。通过后续的心理疏导和家庭教育指导，男孩和家人的关系也得到改善。

计鸿理解她的想法，但她慢慢开导说，小女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父母平时太忙，没怎么照顾她，而她独自在家，年龄太小，对自己的行为认知并不准确。

2018年，当计鸿在办案中发现有幼儿园的小孩遭受侵害后，她开始和同事在多家幼儿园开展防性侵的启蒙教育。这类普法教育后来从幼儿园扩展到小学、中学，延续至今。

负责“向阳花”工作室的检察官王晓瑶说，这起案件可能是法律修订后适用的第一起案例。当时，她和同事们讨论这个案例，是因为处理结果关系到以后办理这类案件的风向。

让她遗憾的是，男孩把人刺成重伤后，检方通知他父亲，如果想办法赔偿对方，有从轻处理的可能。但这个父亲的回答是，他没有钱，管不了了。

计鸿更早投入到未检的工作中，2010年大学毕业后就在平坝检察院工作，专门负责处理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那时，司法领域已经逐步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设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开始推进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措施。

第二年，钱平珍参与到白皮书的撰写中。她写好初稿后，拿给计鸿看。没想到计鸿说，你这不行，内容不清晰，数据看着混乱。帮着她捋了一遍思路后，让她修改。

摆满雕塑的镂空木架将房间隔成两块区域，色彩各异的多肉摆放在窗台，各种沙具有序陈列在架子上。王晓瑶说，来到这里的小孩，大多不愿意与人交流，沙盘游戏是打开他们内心的桥梁。

钱平珍有个5岁的孩子，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她会更愿意站在孩子的立场去考虑。她接触过不少农村年轻人，婚后生完小孩就离家，不再承担抚养和监护职责，留下无辜和无助的孩子。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没有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沙盘的旁边，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幸福树。对面的墙面上，画着一棵许愿树，绿叶下，无数张便利贴上，写着来过这里的孩子们的心愿。有孩子写道：永远不被性侵害！有人写：愿全世界的女孩、男孩都被温柔以待。也有人写：我一定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当她们在某个法律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时，各自需要拿出自己的法律依据。计鸿有一个习惯，只要有新规出来，她会建一个文件夹，逐渐形成自己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这个习惯也影响到钱平珍，每次办案时，她第一时间翻出文件夹，针对案件有争论的问题，及时找到答案。

三年前，钱平珍开始负责一所山村小学的普法工作。这所小学地处偏远山村，学校只有20多个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她一学期去两次，每次都带上小故事、小案例、小动漫片和文具用品。

在一起未成年人被侵害的案件中，女孩被砍了14刀，身受重伤，急需救治，但嫌疑人没钱赔偿，女孩的父亲是服刑人员，母亲外出务工，家里经济困难，拿不出治疗费用。

钱平珍协助处理过一起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嫌疑人被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后，由“向阳花”工作室对他进行6个月的考验期。

这个基层检察院所在的平坝区，远离主城，四周群山环绕。                                                                  

听完，钱平珍理解了新规，转身便去处理这个案件。有时，两人在走廊上碰面，计鸿突然说，“我们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的线索，要移给你们哦。”钱平珍笑着说，“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三名嫌疑人均未满14岁，不负刑事责任。但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了下调，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

室外飘着雨，天空阴霾，房间里却是明亮的一片。四面墙被刷成温暖和耀眼的黄色。房间里有一张长方形红木桌子，她们和未成年人的谈话在这里进行。

后来，钱平珍联系职校的校长，才知道男孩之前跟同学和老师吵架，甚至要打校长，结果被学校开除。她希望校长给男孩一次重返校园的机会——这也是帮教的一项救助机制，联合教育部门帮助涉案未成年人完成学业。

2015年5月，最高检出台《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八项措施》。未检工作的范畴逐步扩展到涉罪未成年人、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其他权益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

每个月，钱平珍会通知男孩来一次检察院，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后，让他写下这个月干了什么事，有什么感受。她感觉到男孩这才真正打开了心扉。

受害人也不算调皮捣蛋的孩子，而且两人是同学，如果通过和解赔偿，更利于他们以后的相处。于是她和双方不断沟通，经过六次调解后，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前段时间，一个有关未成年人抚养费的民事审判监督的案件线索到了钱平珍手里。审判庭对案件进行判决或调解后，将案件移送执行庭开展执行监督工作。

熟悉之后，孩子们回答更积极了。钱平珍问他们，当我们被侵害了，除了报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会说，保留证据之类的。”听到回答那一刻，钱平珍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

半年后，男孩的考验期结束，检察院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拿到文书那天，他腼腆地对钱平珍说出谢谢两个字。后来，男孩顺利毕业了。

从当时披露的信息看，这几个孩子手段“残忍”，她们猜测到最高检会追诉，同时觉得当孩子展现出超出人们想象的恶时，更应该探究的是，他们何以至此。

刚到“向阳花”工作室时，钱平珍有困惑的地方。虽然在办案的同时救助未成年人被害人，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在她的观念中，她觉得不是每一个被害人都要去帮助。“那时的我觉得一些人之所以被侵害，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cbin99仲博平注册钱平珍是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助理，也是“向阳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以下简称“‘向阳花’工作室”）的成员。从2022年起，这家工作室负责帮教涉错未成年人和帮助未成年受害者。

学校里学的都是理论，缺乏实践，关于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她没有实际感受过。直到2018年到检察院上班，她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很多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并不知道相应的救济途径。在复杂而无限的社会现实面前，法律能解决的，能保护的，虽然是有限的，但也要一步一步往前推。

2020年，在西部小城的这个基层检察院，有了“向阳花”工作室，是贵州安顺市的第一家。一路办案，计鸿感觉看到的通常是“最阴暗的一面”，她给工作室取名“向阳花”——希望孩子们都能朝着阳光的方向，健康成长。

调来未检后，有一桩案子让钱平珍耿耿于怀。之前有一个未成年人涉嫌盗窃犯罪的案件，被公安机关移送来审查逮捕。她和同事开展了一次社会调查，发现该未成年人嫌疑人的母亲在他小时候离家未归，他和父亲一起生活长大。

读高中时，钱平珍注意到社会上时有不公的事情发生，比如农民工要不到工资等等，那时她就想，法治社会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相关部门没有依法办事？正是在那时，朴素的正义感让她大学时选择了法律专业。

这起伤害案件的凶手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在他服刑后，妻子离家出走，留下两个不到4岁的小孩。钱平珍建议孩子的奶奶起诉孩子们的妈妈，追索抚养费。后来法院调解结案，孩子的母亲每个月支付1200块钱的生活费。每三个月，钱平珍会电话回访一次，督促父母履职。

钱平珍介绍，2022年之前，实践中存在是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的争议。后来最高检和最高法明确了隔空猥亵属于猥亵犯罪，加重了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

校长对这个曾让他“恼火”的问题少年印象颇深，不太愿意重新接纳他。钱平珍劝说校长，现在两年过去了，可以看看他是否有所改变。

在幼儿园讲完课，回家后，王晓瑶会再跟女儿讲一遍。她希望女儿从小学会自我保护。女儿现在每次出门到小区玩耍前，都会跑到她面前说一句，“妈妈，我不会乱跑的。”

改完第二遍以后，计鸿说，好多了。钱平珍舒了口气，以为可以了。没想到计鸿说，还要再完美一点，一些文字可以用图表或者树状图来体现。

她在编纂当地的《平坝区未检工作白皮书》时，统计了2017年到2020年的数据，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案件全是性侵害案件，且基本都是熟人作案。她和这些受侵害的孩子接触后，感觉到她们身心俱损。

虽然孩子的母亲愿意支付抚养费，但仍然缺乏对孩子的关心。钱平珍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加上这个母亲的微信，提出希望她可以多关心孩子的建议，但得到的回复是她“多管闲事”。

当时，她跟着另外一个检察官做检察辅助工作。计鸿身边跟着一名男性检察官助理，由于经常处理未成年人性侵案件，她更需要女性辅助自己。

钱平珍记得，一番法治教育和心理疏导之后，男孩仍旧一脸冷漠。后来，在家庭教育指导老师的建议下，男孩和父亲拥抱了一下。随后，父子俩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那一刻钱平珍感觉到，男孩对父亲的拥抱感到陌生，但渴望父亲的关爱。之后，男孩被送到未成年人教育矫治的专门学校。

她会试想如果能够给他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事情会不会变得不一样？但“比如就业这一块，主要是人社局负责”，并非检察机关一家所能完成。此外，一些企业不招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这些孩子去打工还可能遭遇就业歧视。

一个月里，计鸿白天办案，晚上利用加班时间，反复修改这份报告。她想按照最高检发布的白皮书模式那样，制作出清晰的图表，但她不会制图技术。发愁之时，她听说一名到检察院实习的女孩会制图，于是跟着实习生一点点学会了。

当计鸿安排她去做救助工作时，她内心有些抵触。她认为，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被性侵的受害者，精神受到重创，未检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司法救助，才是符合被救助条件的。而计鸿觉得，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差，按照规定，在这样案件中也属于被害人，符合被救助的条件。

男孩无心上学，平时和有着类似背景的同龄人一起混迹街头，以盗窃为生，因为之前不到16岁，公安机关也拿他没办法。直到他16岁生日当天，又实施了一起盗窃，公安机关以他涉嫌盗窃犯罪移送检察院审查逮捕。

辖区内留守儿童较多，钱平珍告诉我，今年前半年，她们处理过的未成年人案件有40件左右，多是故意伤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盗窃、强奸类案件。

“上面并没有要求基层检察院发布白皮书。”计鸿看到后，也想试着制作一个这样的白皮书。包括未成年人被侵害的形式、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原因，以及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

结合案卷材料和社会调查报告，检察人员们认为，由于男孩缺失家庭监管，加上年纪小，没有就业技能，以致无法找到稳定工作，最后为了生存而实施盗窃犯罪。考虑到他犯罪的原因，工作室作出了不批捕的决定，同时办理了取保候审。

困惑下，她跑去找计鸿。计鸿了解情况后说，让她看新的司法解释，确实这样要求。接着，计鸿又讲到立法本意，是不是要保护未成年人能拿到抚养费？不管他们申不申请监督，都要去主动监督。”

钱平珍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每次看到人事局发布的就业信息，她会立即转发给涉案的未成年人，还会在朋友圈置顶一些招聘信息，希望他们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或者参加一些培训、学一门技能，让生活安定下来。

后来，女孩得到工作室的心理疏导和司法救助金等救助。整个过程中，钱平珍都是“不情愿的”。案件结束后，她把内心的想法告诉计鸿。她说，我们虽然是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对于自愿发生性关系的未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做这样的行为，还能得到一笔钱作为补偿。

做这些协调工作之前，检察人员先去女孩生活的村庄，了解她的家庭情况，然后去医院调取病例，拿着有关材料到上述部门逐一审批。虽然签订了合作机制，但钱平珍时常会感觉像是在卑微地四处做说服工作。

5月中旬的一个早上，王晓瑶作为公诉方，出庭了一起未成年人卖淫案，又回到工作室。因为刚做完一个心脏手术，尚在恢复，她略显疲惫，一只手支撑住腰部，缓缓坐下。

她寻思，人社、妇联、团委、教育等多个部门都有救助未成年人的责任，但各部门互不了解，力量较为分散，如果能创办一个专门的未检工作室，集合这些社会力量就好了。那时，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几家未检工作室。

每次面对帮教失败的未成年人，钱平珍情绪复杂，“既同情又可恨”。同情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可恨的是，当给他机会时，“他们没有珍惜”。

在这之前，钱平珍跟过三名检察官，每个人的风格不同。跟着计鸿办案后，钱平珍发现，计鸿做事有思路，有条不紊，“她做事情先要查清楚相关的法律规定、解释和政策”，办案时“刚中带柔”。

每一个帮教和救助的案件周期长，从接手到完整跟下来，有时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王晓瑶说，也有人不理解，检察机关作为办案的机关，除了按法律规定严肃处理追责外，为何对这些未成年嫌疑人倾注如此多的精力？

和处理普通刑事案件不同，钱平珍和同事们在结束一些常规的法律流程后，会将帮扶的时间拉长，关心后来孩子们“有没有找到工作”、“有没有学上”；也将触角伸到了更远更深的地方，走进山村和校园，那些隐秘的角落。

钱平珍喜欢法律，法律专业需要严谨的思维和缜密的逻辑，她知道自己性格虽然大大咧咧的，但希望至少能当上一名认真负责的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