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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中国学研究发生了哪些演变？世界中国学研究又应如何进一步增进“对话”，避免“独白”？李伯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答。

李伯重：不交流一定是“独白”。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交流学习，当时我的英文不够好，听不懂国外的学术语言，我用当时国内习见的话语体系和学到的“中式英语”写的论文，人家读起来也感到不习惯，因此也就没办法很好地与外国学者进行交流。后来我在国外教书和做研究，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逐渐了解外国学者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关注什么研究内容、存在哪些优点和不足，并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中，再通过发表英文著作和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逐渐走出“独白”的困境。

中新社记者：从您与欧美学术界交往合作的经验来看，中西方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哪些共性和个性？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学和欧洲的中国观”，以学术交流为代表的人文交流合作如何增进中外相互理解？

李伯重：汉学原指的是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主要研究儒家经典，尤其是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等。汉朝灭亡之后，汉学便随之沉寂。直到清朝学者倡议恢复汉人治学学风，汉学再度兴起，乾嘉学派盛极一时。

李伯重：共性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我是做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到底是人文学还是科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世界上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因此国际历史学的最大学术组织“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名称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学研究的目的是还原、重构历史，使用的方法是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搜寻足够的资料，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分析，以证实假设的真伪，最后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

中国和欧洲的交往拥有长久的历史，双方对彼此的认识虽然不断增进，但也存在着若干误解甚至偏见。在消除误解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责任是要为社会大众提供正确的知识。正如有学者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历史是为当代服务的，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真正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今天。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努力，以促进中欧双方更好地认识对方。

李伯重，生于1949年，1985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系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曾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理工学院、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美国国会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全国人文学中心、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的客座研究员，日本东洋文库名誉研究员，国际经济史学会执委会委员《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编委等。自1974年以来，在海内外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专著十余部，论文多篇。其中专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620-1850》《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等，曾获北京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东亚(中日韩)“亚洲图书奖”之著作奖、香港研究资助局首届“杰出学术奖”等。

至于个性，各国学者受其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可避免会以本国视角认识外部世界。当我们看待同样的历史事实时，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视角可能会不一样。但历史本来就是多元的，不应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正如看不到月球的背面，就永远不知道月球的全貌。因此，进行学术研究不能抱有“唯我独尊”的思想，而要承认各国学者的研究都有其优点，应当相互尊重。我觉得各国学者应该通过个性化交流讨论，逐渐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共识，在多元历史道路上发掘共同规律，将各自的共性和个性相结合，形成较为完整、正确的认知。

mg真人电子平台“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于当地时间6月20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受邀出席论坛。过去数十年来，李伯重常赴欧美讲学，作为国际经济史学会成立以来首位担任执委会委员的中国学者，他与西方学术界长期保持交流与合作。

但这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学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用相对客观和中性的方法，对中欧各自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看到双方的共同和不同之处，进而克服以往那些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认识偏差所导致的偏见。(完)

汉学与中国学有前后继承关系，但也有本质不同。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后者主要研究中国现状。但研究现状也需要追溯历史，任何国家的现状都是从历史中延续而来的。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源自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因此关注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并逐渐形成了一门研究中国的学问，Sinology。Sinology的研究内容与乾嘉学派的研究内容相当一致，因此，用“汉学”来对应其翻译，进而形容当时海外对中国的研究，是比较合适的。

近年来，中国学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方法不尽相同，特别是借助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之后，中国学研究在主题、方向和手段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学和传统的汉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受他启发，我开始学习当时西方学界刚刚兴起的国民账户系统的研究方法，并用此方法耗时10年写就《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一书。2012年，我们两人在各自研究基础上合写的文章《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发表于美国《经济史杂志》；我的著作《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1820s》(《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也于2021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范·赞登和柏金斯(Dwight Perkins)、霍夫曼(Philip Hoffman)三位学者为该书写了序言。

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西方学术界不再单纯研究中国的经典、历史、文化、语言，开始重视研究中国的现状。二战以后，更具有现代意义的Chinese Studies(一般译为中文/华文研究)逐渐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受瞩目，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也更加全面，由此形成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积极来华做研究。与此同时，大量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帮助更多中国学者了解外界如何看待中国。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双方通过直接交流更好地发现彼此、了解彼此、研究彼此，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也促进中国更好地读懂世界。中外学术界频繁交流与互鉴，使我们得以避免“自说自话”。

像“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这样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致力于在学术等层面上帮助各国学者增进了解、互相交流，尤其是凝聚对中国学研究的共识，这有助于消除误解和偏见。

2000年，在瑞典阿里尔德小镇举行的一场经济史会议上，我结识了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扬·路易腾·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我们都从事16至19世纪的经济史研究。一次散步聊天时他告诉我，他读过我写的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发现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荷兰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对欧亚这两个地区近代早期的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