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报》位于香港北角，金庸的办公室被书包围着。我到了之后，他让我先坐一会儿，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给我一份手写的聘书。我当时非常感动，那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大侠”亲自给我写聘书，当时都没细看就签了。等我回家细看才发现里面很多细节，除了要我做总编辑之外还兼总经理，因为金庸了解到我之前在纽约大学攻读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希望我在市场和编辑之间做一个平衡。

潘耀明：我很小的时候就爱看金庸武侠小说。他的书我全部看过，而且不止一遍。我读小学时，当时香港的学校不允许看武侠小说，认为这是闲书，我在课堂偷偷地看，被老师发现了，说如果再看就要记大过。

以前有个专栏作家评价明报集团是一个王国，金庸就是那个王。金庸很会用人才、网罗专业人士，给的待遇也相当高，并且懂得放手。金庸的管理方式有点像庄子思想——无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我第一天上班就去拜访金庸，也看看有什么指示给我。一进去，他看到我来了就站了起来。金庸有一个习惯，不管谁来找他，他肯定会站起来，是一种礼貌的表现，跟你聊天才坐下来，等你走的时候他又再站起来。我当时做过几份工作，还没碰到过一个老板会对下属这样礼貌。这是一种传统文化人的优良遗风。

当年获金庸赏识、手写聘书聘其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在金庸诞辰百年前夕，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我在1995年4月1日到出版公司上班，他3月22日进医院，中风了。他当时还住在山顶道1号，突然在洗手间晕倒，他的太太不在，两个菲佣也不在旁边。一个小时后他醒了，打电话给做医生的二女婿，后来被送到养和医院。医生说他有3条血管阻塞了90%，要动手术，但手术有危险，只有50%的成功率，没有人敢签名，他就自己签。那个手术动了8个小时，不太顺利，之后他在医院待了大半年。

潘耀明，笔名彦火，曾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现担任《文综》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工作委员会荣誉委员、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会长、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顾问等。在内地、港台及海外出版评论、散文二十六种。近著有《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山水挹趣》《一个时代的悲欢一一总编辑冷看苍茫世事》等。

中新社记者：金庸聘请您为《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当时对您作出过哪些指示？在与他共事的这些年，您又有哪些感悟和收获？

金庸是很有智慧的，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是因为他能看到文化的价值，也很会包装。很多人以为金庸的财富是写武侠小说积累的，其实不是，当年明报集团是很赚钱的，在三四十年前，明报集团每年纯利润2亿元，就是靠文化品牌打出来的。

潘耀明：在做了一次修订之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基本告一段落，他陆续把手上明报集团的股份卖掉，想潜心写历史小说。他叫我辞掉《明报月刊》的工作，到他的出版公司当主管，接管一个文化与历史杂志，他的历史小说就在这个杂志开始连载。

写历史小说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考证，不能乱写和编造。他出院后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所以历史小说没有写出来，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打击很大。

金庸是成功的报人、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作家，他视野开阔，留下许多珍贵的办报理念、企业管理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理解。(完)

潘耀明：金庸在很多方面都是典范，首先是他的文字。五四运动以来，很多作家都有欧化倾向，但金庸的文字是很纯粹的汉语，他的武侠小说每一段独立来看，都是很优美的散文。他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平时我们一起出差，他几乎一有时间就拿本书来看，到了机场也会去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看到好的就买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他知识面那么广，尤其是历史方面，无论是清史，还是明史，他都是专家，也很想写历史小说。

鸿图娱乐梁判官333oo金庸(原名查良镛)是香港著名报人，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作家。他笔下的武侠世界，既有江湖的荡气回肠，又有人性的深沉描绘。这些武侠小说为电影、电视、电台广播、舞台剧，以至潮流电玩和各类文创产品提供无穷无尽的素材，对香港数十年来的流行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后来我发现，《明报月刊》虽然有略微亏本，但荟萃海内外名家，包括杨振宁、刘再复、王德威、李欧梵等。明报集团上市后，有一次我陪金庸去广州，他私下跟我说，你知道现在明报集团股票多少钱吗？当时是2.9元(港币，下同)。他又问，你知道实际的本钱是多少吗？2毛钱，那这当中2.7元的无形财产就是文化品牌。

金庸的个性蛮强的，当时张浚生(浙江大学原党委书记)请他当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金庸带了3个博士生。但有些人在网上质疑，金庸得到很多荣誉博士，却没有真正的博士学位，怎么能带博士生呢？所以金庸后来去英国剑桥大学念学位，那时他81岁，从硕士念到博士。这就能看出他个性挺强，你们说我没有博士学位，我就念给你看。

他的武侠小说深入人心，后来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也影响了许多移民后代。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很多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这些华裔后代受到影响，从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

另外，金庸有很强烈的文化理念。他办报，把《明报》从一个小报办到一个文化品牌，整个经过是很艰难的，一个人管了一大帮人，还可以天天写武侠小说和社论，这种超人的力量是没有几个人能拥有的。

比如他让我负责《明报月刊》，基本上没有过问具体的事务。不过，有时候我会收到他的纸条，发现这一期哪篇文章有异体字或标点符号不对，他可以看得那么仔细。

后来我出来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做编辑部主管，有一天接到董桥(香港作家，曾担任《明报月刊》及《明报》总编辑)的电话，他说查先生想跟你见面，我很惊讶。

潘耀明：当时他说，我办《明报月刊》是要给明报集团穿一件“名牌西装”，所以这个杂志最好找一些海内外名家来写稿。我当时不理解金庸这句话，杂志怎么去当一个品牌？

潘耀明：金庸有一个习惯非常好，我很佩服，就是书不离手。他真的很喜欢看书，办公室除了一面玻璃向海，其余三面都是从底到上的书柜，塞得满满的。他的家是复式的，上面一层是他的书房，书非常多。

这样一位“大侠”，在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金庸如何从一名作家摇身成为一名成功报人？他的晚年生活如何，是否也留下遗憾？如今纪念金庸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