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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涌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他写两本书的动力无非是“我好奇，我高兴，我愿意，我较真”，至于效果，他的心里也没底。“我不是做文字工作的，没有任何经验，不太清楚我的文笔在这类书里算怎样。”不过事实证明，他的担心略显多余，出版编辑蓟小豚在看过书稿后感叹：“这样自由而丰富的心灵，才能写出这样有趣而‘无用’的文字来。”

当然，无论《废墟》还是《张木生》，抑或是《将进酒》，听陈涌海的歌，总会给人一种感觉：他大抵应该是那种“酒酣胸胆尚开张”的性情之人。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好的误解而已。他会喝酒，但量不大，而且谈不上喜欢。他的音乐里并无酒气，时有醺意不过是清醒的沉醉、克制的放浪。“我不是那种特别激情的人，不是酒神精神的人，不管我做任何的事情，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此之前，除了半导体领域的科研论文以及信手挥就的歌词、诗歌，陈涌海从未涉足过其他写作，一来没那么多精力，二来大部分的业余生活都给了音乐。之所以如今才进行了一次全新的尝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退休越来越近，时间越来越多”。

陈涌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崔健特殊的口齿和咬字，当时的自己其实并没有听懂歌词，包括1987年那次，依然听得迷迷糊糊。“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他不是有首歌唱‘快让我在雪地里撒点野’嘛，我听成了‘快在我的鞋底里撒点盐’，还心想在鞋里撒点盐啥意思。”直到几年以后，一个大学好友送给他一盘《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才搞清楚那些歌里唱的究竟是什么。

“那时候的电影里面，总有那种时髦青年弹吉他。我打篮球时也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家就住在篮球场边上，经常拿把吉他站在那里，看得我很羡慕。等到上了大学，钱都是自己拿着，我就跟我们宿舍的人去买了一把吉他，六十七块钱，花了两个月伙食费，是我大学唯一的‘大额投资’。”陈涌海说。

即使后来父亲复员，一家人得以团聚，但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父母还是没有精力给予细心的呵护和教养。陈涌海就这样在一种放养的状态中长大，自由自在却也横冲直撞。永州是一座小城，那里的生活单调而沉寂，接触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也没有人会去指点他。唯一的新鲜经历是中学时，从湖南师范大学来了几个实习老师，领着他们以实地考察的形式学习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在山水之间感受古老文字中留驻的秀美与雅致。

不管是李国庆还是梁钦宁，他们在校园里掀起崔健热潮的时候都不曾知道，人群中有一个物理系的大一学弟，虽然看上去不像别人一样疯狂，却从此在心里种下了一颗音乐的种子。他买了一把吉他，在宿舍里默默摸索，从最简单的指法到基础的和弦，练到临近毕业，已经可以自己写歌了。不过他并没有将音乐当作职业的选择，而是去了北科大继续钻研物理，后来又进了中科院的半导体所，逐步成长为该领域的优秀科学家。

那一夜的激情也传到了北大。次年2月，北大举办首届文学艺术节，崔健受邀助阵，1500人的大讲堂挤进了3000人。演出第二天，一群学生自发成立了“崔健北大后援会”，首任会长就是把崔健请进燕园的学生会副主席李国庆——后来的当当网创始人。当然这只是据说，在另一个流传的版本中，后援会核心人物是法律系的梁钦宁，梁漱溟的孙子。

不过，他已经做好准备了。“无所谓，因为我有很多别的爱好，到时候就把时间精力转到那边去。”在他的规划中，未来有意再写一本有关“诗歌与科学”的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爱上爬山以后，这个题目可能会具体到带有科学元素的山水诗上。“能写出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尽自己努力去写吧，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只要理解深了、相关的资料找多了，应该总能弄出一些东西来。”

尽管不明其意，摇滚的种子却已播种在了陈涌海的心里。用那把六十七块钱的吉他自学了三年多，他觉得自己也许可以尝试着写点什么了，于是跑到国家图书馆借了几本书，大致了解了一下作曲的方法，然后便摸索着琴弦，用简谱在纸上记下一段段旋律。其中第一首真正完成的创作，即是对崔健的一次模仿。

“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吧，没有冒险精神，也可能跟外省青年(身份)有关，比较求稳。”陈涌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晚熟的人，从小内向，独来独往，上了北大以后，宿舍里开卧谈会，其他人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他也总是那个话不多的保守派。

很多时候，陈涌海都像是一个旁观者。他跟随着人群迈步向前，不隐逸也不紧追，没有刻意地另辟蹊径，走着走着却发现并非同路。与时代的际遇亦是如此。有幸走过蓬勃跃动的80年代，他也曾流连其中：1986年，中央工艺美院的一群学生在北大搞“观念21”行为艺术，他去看了；1988年，徐冰展出 “析世鉴-天书”，他去看了；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他也去看了；圆明园的废墟他常去溜达，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在附近聚居；《朦胧诗选》出版，他抢先买来读；他还抄过海子的诗句送给女同学，彼时那个纯洁、敏感而又倔强、偏执的诗人尚未流行开来……所有持续一生的文艺爱好，都是由此培养起来的，以至于回首北大岁月，最深刻的记忆全是这些。但他从来没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觉得自己是所谓80年代的遗民，无论时移岁易，底色不变，永远烙印着当初的精神痕迹：“我只是浸润过那个环境，体会到了一些，但是感受不是那么多。”

只是，三年缓冲仍旧没有给陈涌海指明一个确定的发展路径，不过因为已经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为了守护爱情，他必须先找到机会让自己留在北京。他去过清华和北理工求职，想着做个老师也不错，还去过当时尚有一众电子厂的798一带找工作。后来是导师陈难先将他推荐到了中科院半导体所，辅助时任副所长的王占国先生从事研究。“当时科研气氛还不是很浓烈，除了学习和掌握一台刚引进的先进光谱仪器，业余时间基本上全花在文艺爱好上了，这样过了两三年，觉得应该在学术上更进一步，于是又读了一个在职的博士。读的时候有个机会到香港科技大学做访问学者，接触到杨志宇老师，开始比较深入地接触和理解半导体。等到经过博士论文的锻炼，算是对半导体研究有了兴趣。”

直到2011年的一支刷屏视频，才让他以音乐人的身份被更多人所知。那是他和友人的一次聚会，其间兴之所至，揽起吉他铿锵扫弦，高歌了一曲李白的《将进酒》，苍劲激亢的嗓音将盛唐诗仙的忧愤与豪纵诠释得淋漓尽致。而在那之后几年，人们再次从窦唯2017年推出的新专辑《山水清音图》里看到了他的名字，更加惊觉他的才情原来不止是一个行吟江湖的业余歌者那么简单。

有时候，陈涌海怀疑这种内敛的秉性也许源于小时候的经历。祖籍湖南永州的陈涌海，因为父亲曾是军人，所以出生在广西。长到没几岁的时候，父母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于是年幼的他便被送回老家，交给祖辈照料。用今天的话说，他过了几年留守儿童的日子。“我不太清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但确实性格跟我弟弟妹妹是不一样的。印象中幼儿园的老师会经常表扬我，乖孩子，很省心。”

蟫，读作yín，古代辞书《尔雅》和《说文解字》中释为“白鱼”，东晋郭璞著《尔雅注疏》解为“衣书中虫”，唐代诗僧寒山将其写入诗中，谓“三五痴后生，作事不真实。未读十卷书，强把雌黄笔。将他儒行篇，唤作贼盗律。脱体似蟫虫，咬破他书帙”。芸，则顾名思义，一种植物，三国时期的郎中鱼豢编纂《典略》称“芸香辟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宋代《梦溪笔谈》中更有详述：“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

所以简单概括起来，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蛀书虫”的，一本是关于“驱虫草”的。表面看去，这是属于博物学的话题，翻检目录才发现也涉及词源考据的名物研究，开卷细阅则又知还有探寻过程中的游记与日志夹杂其间。但不论怎样，它们似乎都与一位物理学者或者音乐人相去甚远。

于是他的思绪彻底被牵绊住了，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里，四处搜寻小虫的蛛丝马迹。这个过程中，他又注意到了芸草的身影，索性一题变作两题，朝着更大范围迈出探觅的步伐。从2015年春节到2019年，陈涌海在虫虫草草的世界里穿行了五年，本来就近视的双眼为此加深了一百多度。“我原来还想写一个《寻驔(diàn)记》，因为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古代的马也会有不同的词用来描述。又发现了‘镡’(xín)这个字，也搜了一大堆资料。后来一想，算了别写了，这东西越写越没头儿。”

在半导体领域深耕了三十余年，他先后主持了国家重点基础规划项目和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面上项目、中科院重点项目等十余个科研项目，曾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十余项，尤其关于量子阱的一系列研究，更是填补了国际性的空白。但在最初的起点处，他迈向这条学术轨道的脚步却多少有些机缘巧合。

从小数学和物理成绩就突出的陈涌海，高考时很自然地填报了北大物理系的志愿。但本科时，物理专业是不分具体方向的，所以直到毕业，他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接触，对物理的兴趣一直是饱满的，只是无法明确地说对哪个东西很感兴趣。”恰好此时看到北京科技大学的陈难先教授那里有推荐读研的名额，他便决定再给自己几年探索的时间。“读了三年研究生，最终做的毕业论文是强激光下调制掺杂异质结中的电子研究，跟半导体有关系。”

所以少年时代的陈涌海，精神世界并不丰裕。他喜欢打篮球，喜欢读《武林》杂志，除此以外便再无特别的兴趣爱好。转业后的父亲在电影院工作，单位家属楼紧挨着露天放映场，没事的时候，陈涌海还会下楼或者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的走廊上看免费的电影，一直到去北大读书之前，他几乎把那十来年的电影看了个遍。

亚博2020vip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一场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演唱会在此举行，128名歌手同台献艺，纪念第37届联合国大会上确定的“国际和平年”。但其后的许多年里，这个夜晚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属于一个穿着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的小伙。他叫崔健，北京交响乐团当时的小号乐手。在这场盛大的演出上，他带着一首《一无所有》登场，唤起了全场观众如潮的掌声与口哨，并且一举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纪元。

陈涌海记得，北大时他们那一届的物理系同学有120人左右，毕业之后有人出国、有人转了专业、有人进了公司，至今仍然从事科学研究的不超过20个。原本自己只是其中不上不下的中等成绩，却没想到最后成了一路走到底的一小部分。

陈涌海读书的年代，音乐是大学里一道醒目的风景，尤其是北大和它隔壁的清华，到处都有弹琴的少年、驻足的姑娘，歌声飘扬在风中，漫天皆是青春的气息。后来，一些弹琴的少年成为了职业音乐人，一部分创作在1994年汇聚成了一张名为《校园民谣》的专辑，掀起一时风潮。

陈涌海的身影却始终不在这些人群中。一来，他没有吸引别人聆听的愿望，人多了反而还会不好意思，何况自己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好；二来，大部分人的弹唱无非都是罗大佑、黄舒骏之类，他虽然也很喜欢听，但唱的话，还是只想唱自己的歌。更为根本的是，对于那种青春忧伤、风花雪月的吟唱，他当时并不感冒：“我也写过那种软不啦叽的歌，纯粹就是毕业的时候有些伤感，并不把它当一回事。”

1967年出生的陈涌海，今年57岁了，用他的话讲已经快走到职业尽头了，不太可能为科学再作出更大贡献。按照普遍的情况，这么说倒也没什么问题，但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学研究不只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志业，可以投入终生，不受年龄限制。然而就陈涌海的专业方向而言，事实并非如此。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科研的担子越来越重，陈涌海在音乐上可以挥洒的精力变得有限。而且年岁增长，心态渐稳，也不再迫切需要宣泄。纯粹的摇滚慢慢从他的创作中淡出了，消停了十年之后，他开始转而以诗入歌，《将进酒》便是这一类型的起程之作。然而在他内心里，虽然《将进酒》如今更为世人熟知，却不算是自己的代表作，真正能够体现音乐追求与表达的还是早年的《废墟》《张木生》：“那是我觉得有个人特色的、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歌，《将进酒》没有什么创新，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旋律。”

所有的缘起，始于阅读。著名的拉美作家加莱亚诺写过一篇题为《文字粥》的短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它的大小和光亮像是一滴眼泪。科学家们叫它衣鱼，它却叫自己‘白鱼‘，虽然它不是鱼，也没见过水。它也不是蛀虫，但它专注于啃书。它找到什么吃什么，小说、诗歌、百科全书，它一点一点地大口吞咽着文字，不管是哪种语言。”偶然读到它的陈涌海，被美妙的比喻打动，于是去网上了解了一下衣鱼的介绍，方才知道这种生物不仅有着许多各自相异的名字，也经常出现于中国古代的诗文里。而当检索图片时，他又被其在书页之中留下的蛀痕所吸引，那是一种特殊的美感，“与书法笔画间的起落有某种神秘的呼应”。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因为每个周末食堂里都会举办舞会，吃饭的桌子往墙边一挪，中间空出来的场地便是舞台。其时，他刚入学不久，对什么都好奇，听说有个演唱会，就过去瞧瞧热闹，没承想推开了一扇锁着别样风景的大门：“就觉得居然有这样的音乐，原来只听过台湾那种校园歌曲，还有王洁实、张行什么的，这是第一次听到摇滚。”

“我的工作是通过实验研究半导体材料的一些特殊的物理性质。对于应用研究的科研人员，如果你愿意，永远可以找到发挥余热的地方，做理论研究的也差不多，但我们这种需要实验室条件的基础探索研究，除非单位返聘，否则不太能再去维系你对物理的所谓爱好。客观上说，我在科学上不太可能再作出更大贡献了。”陈涌海说，再过几年，自己在物理方面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空间也许就只剩下教书育人一个了。